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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林鳳南渡之後，臺灣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海禁的解除，令它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日益增多，但是當年林鳳的出走，帶走了臺灣本島幾乎所有的武裝力量和漢族青壯年人口，此後的各路商旅們，也多把此地作為中轉站，雖然也有越來越多的大陸人移居此地，但多為良民百姓，當年的武裝團伙少之又少。明朝最東部的沿海駐軍，毗鄰臺灣本島最近的也才到澎湖列島。

從萬曆末期開始，北方邊患日重，崛起遼東的後金政權，才是明王朝眼中的心腹大患，中國東南地區的精銳部隊，越來越多的抽兵北上，沿海的防務日益空虛，臺灣，又一次成為了一個鑽空子的地方。

西班牙人鑽這個空子，是在明朝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這次侵略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同為殖民者又是老對手的荷蘭人，此時已經佔有了臺灣南部，再不下手，黃花菜都涼了；二則是此時西班牙人的北美殖民地墨西哥，發生了著名的“銀礦危機”，即原本盛產白銀的墨西哥地區，其本土的白銀開採已經接近枯竭，這是關係著西方商業國家生存的大事。

因此，原本就貿易地位重要的臺灣島，此時的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它關聯著和日本的貿易航線，而此時的日本，正是世界上新興的產銀國，從16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日本本土大批銀礦的被發現，日本的銀礦產量激增，雖然其本國物產貧瘠，貧困依舊，但到17世紀上半葉，日本在中國史料裡，有了“群銀國”的稱號，可以說“窮得只剩下錢了”。

“窮得只剩下錢”的日本，成了當時白銀貧乏的歐洲國家的救命稻草，包括這時期中國海商們的主要活動區域，也大多轉向了日本。連線日本對外航路的臺灣，也就成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黃金寶地。而這時期防務空虛的臺灣，也就再次給了西班牙人機會：明朝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西班牙人進攻臺灣，先在基隆登陸，建立據點，三年後又佔領滬尾地區，正式吞併了臺灣北部地區。

忙於遼東戰事的明王朝，此時已經顧不上臺灣的變故了，鑽了空子的西班牙人，膽也就大了，先是大膽的給臺灣各地改名字，比如他們登陸的雞籠山，就被他們命名為聖地亞哥。基隆灣裡的和平島，有他們修的第一座城樓，被他們叫做薩爾瓦多城，在淡水又修了座聖多明哥城，接著就大膽地搞“奴化教育”，在基隆、淡水兩地修起教堂，強迫當地高山族百姓信奉天主教。

看明王朝沒管他們，乾脆就大膽地修衙門建政府了，他們在臺灣北部徵收賦稅，強行徵收可以在歐洲賣高價的臺灣鹿皮，還經常強行驅趕高山族部落進深山為他們採集硫磺，造成死者無數。令人髮指的是，他們還多次到高山族村落進行民族清洗，比如明朝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發生的宜蘭慘案，西班牙人在臺灣東北部的宜蘭地區燒殺搶掠，焚燒村落。對照他們在北美和南美對印第安人的所作所為，西班牙人在臺灣統治的十六年，可謂一脈相承。

西班牙人佔有臺灣的最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能控制從日本到東南沿海的航線，即從日本獲得白銀，從中國獲得可以在國際市場賣高價的瓷器、絲綢等貨物。他們佔有的臺灣北部，距離日本更近，貿易也更繁榮。

最初西班牙人也嚐到了甜頭，從明朝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到明朝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是西班牙人佔據臺灣的黃金時期，當時僅基隆一地港口，每天停泊的外國船隻就有數十艘。

如今基隆灣裡的和平島，也就是西班牙人修建的薩爾瓦多城裡，現任的菲律賓總督胡安·尼諾·德·塔波拉正和拉姆斯菲爾德勳爵焦急的等待一個人的回覆，他們已經在城樓上最高處看到一艘掛著“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