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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張之洞對西政議院制的稱許不遜於某些維新派人士，他在說明西國議院制後說&ldo;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rdo;這段話表面上為了證明西國亦有&ldo;君臣之倫&rdo;而說的，實際上卻說明瞭議院制的優點。對西學的優點應持什麼態度，張氏明確說：&ldo;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rdo;。上述可見他認為中國的&ldo;闕&rdo;與&ldo;疾&rdo;應用西學西政來加以克服。這比之馮桂芬僅僅說說&ldo;君民不隔不如夷&rdo;的水平要高出一個時代。當然，處於他那樣總督高位的當權重臣，必須強調維護&ldo;聖教&rdo;的原則，他說：&ldo;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為之固亦不嫌。&rdo;這裡張之洞有著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性的矛盾。張氏以很大的熱情和毅力舉辦了鋼鐵、紡織等大型工業企業，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相當程度改變了他的階級屬性，即由封建性逐漸向資產階級性轉變。這種封建性與資本主義性的矛盾，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既要學西政以&ldo;補闕&rdo;&ldo;起疾&rdo;，又不敢作根本的改變：表現在人際關係上，一定條件下可以與康有為維新派聯盟，另一條件下則站在維新派對立方面與頑固&ldo;政變&rdo;派合流。

由此可見，張之洞的《勸學篇》如果作為政治綱領看是與維`派對立的，但已不完全是&ldo;中體西用&rdo;的思想體系，而是對它有著突破的傾向，成為一種介乎洋務派的&ldo;中體西用&rdo;與維新派的某種程度的&ldo;西體西用&rdo;之間的&ldo;中西合一&rdo;觀。這種觀點，在1900年至1901年八國聯軍入侵和義和團運動中，從書本變為政治行動，那就是聲振一時的張氏與江督劉坤一會銜上奏的&ldo;江楚會奏變法三折&rdo;：《變通政治籌議先務四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它們成為20世紀初葉以慈禧太后為首發動實行的&ldo;新政&rdo;的藍圖。此三折的觀點及其內容，基本上與《勸學篇》相一致。因此，名為劉、張合奏，實際上主要是張之洞的&ldo;版權&rdo;。

戊戌政變中，洋務派與頑固派合流扼殺維新派，政變之後，洋妥派對於頑固派一切&ldo;復舊轍&rdo;甚為不滿，主張所謂&ldo;執兩用中&rdo;的較為開明的方案，但頑固派畢竟在朝廷中佔據上風，變舊為新固不容易，廢帝立儲之聲又播內外。對此，洋務派既持有異議，亦為列強所不容。正在改革守舊舉棋不定之際，打著&ldo;扶清滅洋&rdo;旗號的義和團運動興起了，這正中頑固派的&ldo;下懷&rdo;，以慈禧為首的一批頑固分子，利用義和團與列強決一雌雄。本來對在政變後&ldo;復舊&rdo;而與頑固派有分離傾向的洋務官僚們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醞釀著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張、劉等在盛宣懷穿針引線下，拉攏袁世凱、李鴻章等一批東南、中南乃至西南督撫，與帝國主義簽訂《東南互保章程九款》，宣稱清廷&ldo;二十五各省招義民禦侮&rdo;之詔為&ldo;矯詔&rdo;，公開抗旨。處於四面楚歌聲中逃亡西安的清王朝，一面下達剿拳、懲兇（主要是處治頑固派）的詔諭，另一方面於1901年1月29日發布行&ldo;新政&rdo;的變法上諭。劉、張經過觀察醞釀，延至同年10月2日即《辛丑條約》簽訂後近一個月始將&ldo;三折&rdo;上達清廷。比清廷限期2個月&ldo;議復&rdo;晚了半年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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