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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抗日同盟軍，6月20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前敵總指揮；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以統率大軍，收復察失地。

對馮玉祥1927年背棄對蘇聯的承諾投向蔣介石，史達林同樣記憶猶新。蘇聯不但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毫無興趣，《真理報》還發表文章說，馮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動是「在為日本人服務」。不久，《真理報》再發表評論：「馮玉祥重新出來反對南京政府，這一行動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援」，「馮玉祥雖為自己的行動披上了『保衛祖國免受日本軍隊侵略』的外衣，可事實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國主義最積極的代理人」。

最終馮玉祥的抗日行動被形容為「勾引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察哈爾與綏遠，以便帝國主義準備反蘇戰爭的陰謀」。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軍失敗。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變爆發。史達林對蔣光鼐、蔡廷鍇也無興趣。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檔案指出；「……這個福建政府宣佈的一系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階將領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因而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系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應當反對一切中間勢力，在國際上應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是「要兵不要官」。

國際和史達林的態度對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產生很大影響。導致這一打破第五次「圍剿」的珍貴機會最終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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