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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可這個“儒教”，和基督教相比，不一樣的地方太多了。

說到底，是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衝突，這種衝突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給中華傳統文明造成巨大的傷害，也可以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發生有利於自身的轉變，這要看中國能否因勢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19世紀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鴻章，鄭觀應，嚴復在內，都在大力敦促國人利用這一時機，讓中國發生有利的變化。

可那些舊的勢力，無論吃了多少的虧，仍然選擇固步自封抱著自己的“教主”孔聖人的牌位去背對著這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以“不變應萬變”。

對此，李鴻章曾經哀嘆，中國“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孫綱想拿著這些早該爛掉的傢伙們和他們的陳芝麻爛穀子來開開玩笑了。

當然，他這次學乖了，絕對不會自己出這個頭滴。

只是他後來才知道，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大了。

那天他從麗妮那裡回來後，一時興起，看了一些關於最近的邸報和北洋軍情處弄來的關於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歷史和現況，才知道了為什麼那個法國金髮美人一心想讓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實基督教在中國本來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唐朝的時候中國就有了，當時好象叫景教（他是從電視裡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於傳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層，象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甚至崇禎皇帝也信過一陣子）等著名學者，都是有名的中國教徒，可見其影響之大。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外國人在中國的傳教變得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內地購地置房，建堂傳教的權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動便活躍起來，由此也引發了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舊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特別是在西方文明已經顯現出其優越性而中國已經相對落後的情況下，這種衝突便顯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僅僅是信仰上的衝突，問題倒還不大，在中國傳統計程車大夫眼中，基督教不過是些“異端邪說”罷了，大可不聞不問，孫綱也知道，中華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個民族能夠長期和平相處（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年裡也說，中國從歷史上來說就是一個無宗教的民族，群眾百姓隨拜隨信，神佛道雜然相處，多個耶穌上帝也不為多，但若要全聽全信，則斷無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釋，道三教合一”，沒有誰覺得有什麼不對（孫綱在起點看書這麼多年了，在好多異世穿越和仙俠神話題材的書中，甚至可以說N教合一了，照樣看得很爽），但實際上，事情並沒有他想的那麼簡單。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傳教活動已經有些變味兒了，失去了本來的面目，當時的歐洲列強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不是出於對中國的同情，而是傳教事業和西方文化滲透的需要。歐洲列強對中國的資源和市場很感興趣，而這幫傳教士的“雄心”更大，他們志在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並企圖用基督教義來取代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

和同樣毀在基督教向外傳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傳統的儒家文化早就滲透進了人口眾多的中國人的生活，西方傳教士們根本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為了吸引儘可能多的中國人入教，西方傳教士們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國教民的“考核標準”，但這樣一來，麻煩由此產生。

那些被吸引入會的教民，除了極少數自明末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