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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儒家學派的鼻祖孔子、亞聖孟子，就已為後人作出榜樣。戰國時孟子和齊宣王的一則談話，反映了孟子評價歷史人物所遵循的標準：“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認為，如果君王殘暴，臣下不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誅殺他，取而代之。因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春秋時，孔子的兩位學生子路、子貢曾就管仲的評價問題提出疑問，而孔子都明確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以上二則文字用白話文來說即是：子路說：“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公子糾的師傅因而自殺，管仲——公子糾的另一師傅卻不殉死。”接著問：“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齊桓公多次主持諸侯之間的盟會，結束了戰爭，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是管仲的仁德，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貢問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僅不殉難，反而去輔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輔佐桓公，稱霸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還受到他的好處。假如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著頭髮，衣襟向左邊開——淪為落後民族了。他難道要像普通人那樣守著小節小義，在山溝中自殺而還沒有人知道嗎？”由此可見，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於天下（國家）、百姓為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學者指出：“孔子所稱許的仁人有數種型別。”“都是從大處、特別是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著眼。這樣仁的尺度在封建社會中是很高的，也是正確的。”（高亨：《孔子思想三論》，《哲學研究》1962年第1期）“孔子認為管仲縱是‘有反坫’有‘三歸’，卻幫助齊桓公使天下有一個較長期的（齊桓公在位43年）、較安定的局面，這是大有益於大眾的事，而這就是仁德。”“依孔子意見，誰能夠使天下安定，保護大多數人的生命，就可以許他為仁。”（楊伯峻：《試論孔子》，見楊伯峻：《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80年，第17頁）孔孟的以上看法無疑是中肯的。他們都不贊成愚忠。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君主以禮待臣，是臣下對他盡忠的前提條件。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這可以說是孔孟評價歷史人物的重要思想基礎。愚忠是宋明理學家鼓吹出來的，什麼“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縛束人們思想的封建道德。已有學者尖銳指出：“宋明理學家崛起，自謂得孔孟道統，實際上是篡改了孔孟之道的新儒家，後世封建道德的罪惡多是這班人所為。”（趙光賢：《先秦儒家思想的幾個特點》，《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南宋以降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