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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時，國內旅行社還不斷發郵件給我，熱情地介紹安排，我說，不需要太多的參觀，我們主要想坐在沙灘上、池邊多聊聊天。有一首歌唱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不能幫媽媽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圖兒女為家作多大貢獻，只圖個團團圓圓，聊聊家常。」結果，8日圓滿結束對伊朗的訪問，我們剛把胡副主席送上飛機，就接到紀平的電話，說我母親上午10時左右，從菜市場出來，提著兩小包菜，被汽車撞成重傷，孫總已前往昆明組織搶救。由於相隔千萬裡，伊朗的通訊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飛機要多次中轉才能回來，在巴林轉機要呆65小時，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飛機又延誤兩個小時，到曼谷時又再晚了10分鐘，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麼休息過。

我真後悔沒有在伊朗給母親一個電話。7日胡副主席接見我們8個隨行的企業負責人，我匯報了兩三分鐘，說到我是華為公司的時候，胡副主席伸出4個指頭，說4個公司之一。我本想把這個好訊息告訴媽媽，說中央首長還知道我們華為。但我沒有打，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我母親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心臟又不好」。我想伊朗條件這麼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面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於時差，我只能在中國時間8日上午一早打，告訴她這個喜訊，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鐘出門，也許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這次去昆明給媽媽說了11月份我隨吳邦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吳邦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容。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目的有三個：1鼓勵和肯定華為，並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面的認識和了解華為；2瞭解一下我們公司的執行與管理機制，看看對別的企業有無幫助；3看看政府對我們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媽媽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業幹得好，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最近這兩年，網上、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容，也是毀譽參半，媽媽是經過「文革」痛苦煎熬的，對譽不感興趣，對一些不瞭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說了，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執行負責。我們今年要交稅20多億，明年（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幹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麼大責任。他們主要是不瞭解，我們也沒有介紹，瞭解就好了。媽媽舒了一口氣，理解我的沉默。也許她能安息。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膠包裝的軟飲料吃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飲料有什麼問題，而是這麼長時間的運輸，多次的批發，小攤又無保鮮裝置，老人抵抗力又差。這次媽媽反過來要陪我去郊區七彩雲南轉轉，散散步，回來的路上要在路邊買些果園摘下來的梨子，她不讓我下車，後來我問妹夫為什麼不讓我下車，他說媽媽怕你大手大腳、不講價。4元一公斤的梨子買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