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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幹校的時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廂房內議論一些事，我住在堂屋裡。當時我已經&ldo;解放&rdo;，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廂房同堂屋是通的，他們議事沒有我參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們的談論我自然而然都聽到了。只聽徐道河說，揭發批判時，你上綱牽強附會，我批判東拉西扯，本人做檢查也不免有些言過其實的東西；但在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就說鄧力群吧，大家揭發批判的東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間也可能有些過頭的東西，但我們定案時，都要把這些東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認識他，這個時候能這樣辦，我覺得不簡單，是個講黨性、夠朋友的同志。鄭惠後來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在當時那種緊要關頭，和徐道河一起來找我，沒有按照那個人的想法辦，也不容易。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插曲，總的來看，我們七個人奉命批鄧，沒有出格。喬木過頭一點，傳出去後，老幹部普遍不滿意，但總的來說，喬木也沒有按當時的風向給鄧添枝加葉；共同的調子都還是按對當時中央檔案的領會來說話。人們後來把我們幾個人的話加以比較，如在會上，關於《論總綱》，我曾說：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我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本來這也是事實，我不過是如實地承擔了責任，而這件事居然得到人們的普遍讚揚。這說明一點，在黨內鬥爭中間說真話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說，鄧力群在&ldo;文革&rdo;期間、&ldo;反擊右傾翻案風&rdo;中保了鄧小平，沒有上推下卸。鄧小平同志也認可此事。很多地方傳，小平同志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嶠，一個鄧力群。說真話，本來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之間有各種接觸，不能因為黨內鬥爭尖銳，就把自己說的話推給別人，把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沒有做過的事，牽強附會，上綱上線，甚至加以捏造。

4 &ot;四人幫&ot;想搞第二個中心

在&ldo;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rdo;中，&ldo;四人幫&rdo;想搞第二個中心。前面說過，1976年2月，華國鋒召集了兩次&ot;打招呼&ot;會議：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個省市的負責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個省、市、自治區和部分大軍區的負責同志，一共十七個省、市、自治區，華國鋒講話打招呼。此後，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個省、區和幾個大軍區，3月2日來京。江青自作主張，召集第三批來京的十二省區負責同志開座談會。會上，江青就&ot;風慶輪&ot;問題4大做文章，批鄧小平。就在這次會上，江青說，研究室的材料證明瞭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的謠言公司，鄧小平是總經理，胡喬木是副經理。這不是要搞另一個中心嗎？對這件事情，江青他們受到毛主席指責。3月10日，毛主席對風慶輪問題請示報告批示：&ot;(材料)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ot;

在組織上，&ldo;四人幫&rdo;也想搞第二個指揮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當時，輿論完全被他們控制了。後來發生了天安門事件，說明是有兩個中心，兩種意見。激起群眾義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當天晚上就收起來燒了。4月5日群眾就起來，&ot;還我花圈！&ot;這邊就組織鎮壓。當天晚上，吳德講話，限定時間離開。過時，就清場，抓人。運動遍及全國，起到了&ot;四人幫&ot;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壓越是激起群眾的不滿，越是暴露&ot;四人幫&ot;的窮兇極惡。&ot;四五運動&ot;確實是全民性的。各種觀點的人這時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總理，批判&ot;四人幫&ot;。

1977年11月我們到了社會科學院，經瞭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門去過，目的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