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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喬木那時醫療待遇還未恢復，他有一個親戚是醫生，我把她吸收到醫務所，目的是照顧喬木，熟悉，方便。人家就傳出來，說這個人是我的小姨子，鄧力群搞私人關係，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進來了。我也把這事講清楚了。這是我對喬木的關照。

這裡順便講一件有關喬木的事。先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後來又說不解散了。那時正準備開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要我們研究室出個人大代表。因為我是黨代表，考慮選於光遠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後來，我想應讓喬木當代表，這樣他就可以進入人大常委當委員。於光遠當人大代表沒問題，但選成常委，不一定通得過。而喬木當常委，估計是能通得過的。這樣可以使喬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於光遠很痛快，完全同意。別人就說我：你怎麼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情況就是這樣。我是從全域性考慮問題。對喬木，就是為了使他能幫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沒有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包括我個人的事，該批評就批評，該同意就同意，應該講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儘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但在這一點上，人家無話可說，沒有人說我邪門歪道，陰一套陽一套。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五 辦八件實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的工作有重點，但有一條，就是不論如何開展，都不能阻礙科研工作的恢復和發展，都要有利於把社科院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科研上來。

到1982年5月離開社科院這四年多，我們陸續解決了一系列與科研有關的問題，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擴大科研領域，新建十幾個研究所

這個工作主要是為社科院的健全和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學科基礎，擴大了學科設定規模。設想是胡喬木提出的，我幫他實施。我們去社科院時，只有14個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擴至50個，後來實際上沒達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個左右。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中，有些是同一學科的不同分支學科分出來的。例如經濟研究所原只有一個，後來一分為五。研究國際問題的原來有一個世界經濟研究所，後來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聯絡部劃歸社科院，這樣一來，有不同的研究所對世界範圍不同領域不同國家開展研究。文學所原來只有一個，後來又增加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級研究機構還有：新聞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現在為止，社科院還是胡喬木當時設計的框架，只是後來有些研究所進行了合併。

這時候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ldo;第一所&rdo;。

我的工作就是根據胡喬木提出的設想，抽調人員，組織班子。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幫助，調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來做黨的工作，他們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吳介民、楊克等同志。當時，社科院從全國各地包括從北京其他部門，抽調了一批既能夠做知識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學頭腦的幹部到社科院。他們到社科院後，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黨的工作。前後一共調進大約40到50人，其中有馬洪、劉明夫、吳介民、徐達深、杜敬等。朱鎔基是馬洪1978年把他從石油部管道局調到工業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室主任的。這些人調進社科院後，有的任所長、有的作黨委書記，有的當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撐起來了。

2 抓科研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