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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耀邦是一個抑制，對趙是一個支援。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1984年。許多同志說，農村也好，城鎮也好，十年中間，1984年為黃金年。1984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問題就多起來了。

1984年以前，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在農村。農村即過去講的休養生息的三條：減免農民一點負擔，增加一點糧食進口，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些政策的實行，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從長遠的外部生產條件來講，全國農村經過過去(包括&ot;文化大革命&ot;期間)長期堅持的水利建設，在生產責任制實行以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上述的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和農田水利建設，即使實行包產到戶，也發揮不了那麼大的作用。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時候，我當時提了一條意見，包產到戶要實行，但是一定要堅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後來杜潤生他們吸收了這個意見。他們的提法，叫統分結合。實際上，有的原來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了統分結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沒有統，拖拉機分了，社辦企業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集體財產也分光了。這幾年我到湖南、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他們都這樣講，凡是實行聯產承包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後來普遍好，沒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現在發展慢。

當時還提出扶助重點戶、專業戶。重點戶、專業戶敢於帶頭冒尖，在這點上起了某些好作用。農村貸款都來搶，重點是貸給這些人了。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農村僱工。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面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一方面生產資金集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貧富不均。當時如果不允許僱工，是不對的，實際上也禁不住。問題是怎麼引導，怎麼管理，用時髦的話，叫政策導向。趙紫陽說，不超過七個人的界限，兩個幫工，五個學徒，七個人以內的不叫僱工。。他這個意見倒是比耀邦的意見還接近現實一點，而耀邦、萬裡二位都不主張對僱工人數加以限制。有一次趙紫陽在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從生產上來講，不可能形成美國、歐洲那種大規模農業經營資本家，我們的生產還達不到這種程度，如果在農村出現了數量很多的僱工，一個是不利，一個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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