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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ot;六五&ot;計劃、長遠規劃的制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裡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陳雲同志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面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志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制，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制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制、企業管理體制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裡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面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幹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麼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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