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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不正確的；但從他倡導的&ldo;新史學&rdo;的方法論來說，在當時卻是有積極意義的。

關於對&ldo;中國之舊史&rdo;的批判。這是梁啟超&ldo;新史學&rdo;論綱的一個突出的部分。這

個批判，貫穿於二文之中，其勢之猛，其辭之烈，前所未有。他認為中國史學是&ldo;發達&rdo;

的，但他對這種&ldo;發達&rdo;卻持否定態度，認為它不過是&ldo;陳陳相因，一丘之貉&rdo;。梁啟

超具體指出&ldo;中國之舊史&rdo;有&ldo;四蔽&rdo;，&ldo;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rdo;，&ldo;二曰知有

個人而不知有群體&rdo;，&ldo;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rdo;，&ldo;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

想&rdo;；&ldo;緣此四蔽，復生二病&rdo;，一是&ldo;能鋪敘而不能別裁&rdo;，二是&ldo;能因襲而不能創

作&rdo;；&ldo;合此六弊&rdo;，又有三&ldo;惡果&rdo;，即&ldo;難讀&rdo;、&ldo;難別擇&rdo;、&ldo;無感觸&rdo;。其議

論排擊，多以西人、西史為據。梁啟超雖也慷慨地把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

樞、黃宗羲奉為中國史學上的&ldo;六君子&rdo;，但認為其餘史家多碌碌無為，&ldo;因人成事&rdo;，

《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的&ldo;家譜&rdo;，是&ldo;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rdo;，所有

的本紀、列傳只是&ldo;無數之墓誌銘&rdo;的&ldo;亂堆錯落&rdo;，&ldo;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

之偶像&rdo;等等，其所否定，可謂淋漓盡致，頗有不容分辯之勢。這在當時提倡西學、批

判舊學的思潮之下，提出對&ldo;中國之舊史&rdo;的批判，為&ldo;史界革命&rdo;和開創&ldo;新史學&rdo;

開闢道路，在思想觀唸的轉變上對中國史學的近代化過程，具有客觀上的積極作用。但

也必須看到，梁啟超的這種對&ldo;舊史&rdo;的批判，在立論上，往往得失參半；在許多結論

上，更是誤解強於精審，謬誤多於正確。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條是，這種批判不

是建立在冷靜的、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因而帶有明顯的武斷和感情色彩。又一條是，作

者錯誤地認為，在&ldo;新史學&rdo;和&ldo;舊史學&rdo;之間絕然存在著一道鴻溝，既無任何聯絡，

卻有對立之勢，故以徹底否定&ldo;中國之舊史&rdo;為目的。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苛求於梁啟

超。其實，有一個最有說服力的參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訄

書》對西學的理解、消化、吸收，對中國史學的剖析、揚棄，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認識，

是梁啟超二文所不及的。總的來看，《新史學》的成就，在倡言史學之&ldo;新&rdo;的方面，

有首開風氣的歷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學之&ldo;舊&rdo;的方面，雖也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問題，

但尚不能作為一種理性的批判來看待。

68　《考工記》

先秦百工技藝之書

《考工記》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科技專著，原未註明作者及成書年代，一般認為

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