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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
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
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ldo;薄斂&rdo;和&ldo;節用&rdo;,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
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ldo;漢、
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rdo;(《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
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
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ldo;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rdo;(《通典》卷85《禮》
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
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
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ldo;隨時立制,遇弊則變&rdo;
(《新唐書&iddot;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
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郡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
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
之說而獲取勝利的例項,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
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
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
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佔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域性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
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51 《舊唐書》、《新唐書》
&ldo;新舊合璧,備一代之典&rdo;
二十四史中有兩部記載唐代歷史的著作,按兩書完成的先後,分別稱為《舊唐書》
和《新唐書》。
《舊唐書》是五代後晉的官修史書,當時叫《李氏書》。到宋朝,因歐陽修、宋祁
等人編修了《唐書》,才有了新、舊之別,稱前者為《舊唐書》,後者為《新唐書》。
《舊唐書》由紀、傳、志三部分組成,共有200卷。
早在後梁、後唐兩代,就已經開始了蒐集資料、編撰唐史的準備工作。《舊唐書》
的正式編撰始於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於出帝開運二年(945年),歷時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