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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都是比較注意&rdo;納諫&rdo;的，對臣工相對比較尊重，產生了像李白、杜甫這樣偉大的詩人。

李白堅信&rdo;天生我材必有用&rdo;，&rdo;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rdo;。多麼豪邁自信！在清朝找不出一個李白這樣的詩人來。

總之，漢唐之所以能夠成為公認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的先進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這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品格和財富。

一。 徹底扼殺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代最大的歷史失誤

要想正確地評價康雍乾三代的歷史地位，最重要的是應當將其置於世界歷史的總坐標中。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公元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之中。而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500年前後，各種族集團之間才第一次有了直接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我們不能將後來中國落後捱打的責任都歸咎於康雍乾三帝。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以大量事實證明：明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明朝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經處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相比，落後已經非常明顯了。

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實力遙遙領先，而歐洲則剛剛起步，中國本來完全有可能發現自己的弱點和別人的優點，進行趕超。

但明朝末年政治動亂、農民起義和清兵入關改變了歷史的程序。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取代明朝統治以後，中國要發展也來得及，但遺憾的是，清朝統治者使中國失去了整整250年，而關鍵就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

制度是否進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康雍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皇權，使數億臣民俯首貼耳聽命於皇帝一人，使各級臣工絕對服從上司，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

鴉片戰爭後中國屢戰屢敗，表面原因是西方的&rdo;堅船利炮&rdo;，實際上清朝這種極端落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才是根本原因。

以文字獄為代表的極端專制制度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舉國奴性泛濫，尤其是使得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噤若寒禪。

明朝也搞思想禁錮，也有書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禍。問題是清朝的文字獄比秦漢、比明朝要嚴重廣泛的多之又多，時間也長得多，不但規定苛刻，而且面廣，動輒斬首、棄市、凌遲、門誅，甚至滅九族，連已經死了多年的都要開棺戮屍。

康雍乾三代，搞文字獄一個比一個歷害殘酷，時間長達100多年。

康熙五十年，已經&rdo;寬文字之禁&rdo;，但刑部仍然將真實記載南明政權年號以及記載明太子死於獄中的戴名世定為&rdo;大逆&rdo;之罪，擬將戴名世凌遲，弟兄叔侄處斬，妻女給功臣家為奴，給其書作序者絞刑。過了兩年，康熙&rdo;法外施仁&rdo;，&rdo;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rdo;，兩個重要人物已故，開棺戮屍；作序者、出錢刊印者和看過此書未首告者統統問罪，牽連族人、門生、朋友及其親屬三百餘人，其中有平日與他論文的尚書、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獄造成的影響決不僅僅止於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親友，而是全民性的災難恐懼。

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曾靜企圖策動陝甘總督嶽鍾琪反清事件，曾靜被捕，招供說自己受了呂留良著作的影響，這時呂留良已死了45年，連其子呂葆中也故去，結果此案定為&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