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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哦，我不知道，我想是儘自己的責任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同時，避免傷害別人。”

“總之，人以德待我，我以德待人。”

“我看是這樣。”

“基督教的精神。”

“不，才不是呢，”菲利普憤憤地說，“這與基督教的精神毫無關係。這只是抽象的道德。”

“但根本就沒有什麼抽象的道德。”

“要是那樣的話，假如你喝醉了，走的時候忘了拿錢包，而我撿了，為什麼你認為我該歸還你呢？並沒必要害怕警察呀。”

“那是因為你怕犯了罪要下地獄，也因為你希望積德行善好上天堂。”

“可是我既不相信地獄，也不相信天堂。”

“那也可能。康德提出絕對命令時，也是什麼都不相信的。你已把一個信條拋在一邊，但你儲存了以這一信條為基礎的倫理。實際上，你仍然是個基督教徒；同時，假如天上真有上帝的話，無疑地會得到報償的。上帝決非教會所說的那樣傻，要是你遵守他的法規，不管你信不信他，我認為他絲毫不在乎。”

“可是假如是我忘了拿走錢包，你當然會歸還給我的。”菲利普說。

“那並非出於抽象道德的動機，而只是由於害怕警察。”

“警察幾乎絕無可能查出此事。”

“我的祖先長期生活在文明國度，因此，對警察的恐懼已滲入我的骨子裡。我的看門的女人將毫不猶豫地把錢包拿走。你說她屬於犯罪的階層，其實不然，她只是缺少庸俗的偏見罷了。”

“這麼說榮譽、德行、善良、體面及其他一切就統統得去掉了。”菲利普說。

“你犯過罪嗎？”

“我不知道，也許犯過吧。”菲利普回答說。

“你說話的口氣像是一個非國教派的牧師。我可不曾犯過罪。”

克朗肖穿著破大衣，豎著領子，帽子扣得很低，紅紅的胖臉上一雙小眼睛閃爍著，樣子顯得異常滑稽，菲利普太認真了，竟笑不起來。

“你從未做過值得後悔的事嗎？”

“我所做的都是不可避免的，怎麼會後悔呢？”克朗肖反問道。

“可那是宿命論。”

“人有一種錯覺，即以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這種錯覺太根深蒂固了，因此，我樂於接受它。我像一個不受任何制約的人那樣行動。一個行動能完成，顯然是由於永恆的宇宙間的各種力量協力促成的。我無力阻止它。它是不可避免的。若它是件好事，我不請功求賞；若是件壞事，我也不受任何非難。”

“我有點頭暈了。”菲利普說。

“喝點威士忌，”克朗肖把酒瓶遞過來，說，“要想使腦子清醒，這玩意兒最靈。如果你老喝啤酒，你的腦子就會變遲鈍。”

菲利普搖搖頭，克朗肖繼續說，“你是個很不錯的小夥子，可惜你不喝酒。節酒妨礙談話。可是當我講到好與壞……”菲利普明白，他又接起剛才的話題，“我是按照傳統的說法，並沒有給這些話附加什麼意義。我拒絕對人類的行為劃分等級，把榮譽歸一些人，而把汙名歸另一些人。善與惡對我毫無竟義，我不讚揚也不責備：我只是接受。我是衡量一切的標準。我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總還有其他一兩個人吧。”菲利普反駁道。

“我只代表自己講話。只有當人們限制我的活動時我才知道他們的存在。世界也是圍繞每個人轉的，每個人也都獨自成了宇宙的中心。我對他們的權力，只限於我的力量所及的範圍。我能夠做的也只侷限於我可以做的。我們在社會中生活，因為我們愛群居交際，而社會是靠力，也就是靠武力（即警察）和議論的力量（即格倫迪太太①）而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