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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都不寒而慄。
捱餓以及斷食是一種常見的懲戒,反過來,強迫一個人吃下他不願吃的東西,則是比捱餓更嚴厲的懲戒。作為懲戒的飲食,並非不可食之物及不潔之物,反而常常刻意地以正常的飲食方式進行,這正是暴力所在。憶苦飯就是一例。當然,憶苦飯作為共同文化背景下的飲食,與英超球會溫布林頓的跨文化懲戒相比,仍屬溫柔。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賽季,溫布林頓頒佈了一項罰則:如果一場比賽被對手射進四球或以上,隊中的四名球員將被強迫看完一出歌劇的整套製作過程或者在賽季結束時去一家黎巴嫩餐廳吃上一頓中東大餐,包括生肝、煮駱駝腦及煎綿羊睪丸。
我不大關心溫布林頓的賽績——主要是球衣太難看,缺乏明星倒在其次——因而對是否有人真去了那一家黎巴嫩餐廳以及相關情景的報道亦未作跟進。不過,如果溫布林頓買到了戴伊這樣的中東籍射手,同樣的懲戒頃刻間就變成了獎勵。
其實,獎勵或懲罰,本質上都是同一種儀式,正如厭食症和暴飲暴食乃同一病灶的兩種爆發方式。像已故英國王妃戴安娜那樣同時患上厭食症和暴食症,也並非罕見的病例。厭食和暴食看似自我懲罰,本質上也是社會性的壓迫。人莫不飲食,人莫不受惠同時也受制於飲食。食物的暴力品質若比之於瘋癲,同樣會像福柯所說的那樣,不可能發現在蠻荒狀態,只能存在於社會之中。
聚眾吃喝
要一個人獨自進食,即使不算懲罰,在中國文化中通常也被視為不幸,一種不無悲涼的境界。漢語對獨食情境的描述,大都乏善可陳,依據“胡亂吃了些”搪塞過去。
單獨進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個人與社會暫時隔絕的處境。敦煌社邑文書顯示,一個人申請加入某社團組織,條件就是請大夥兒撮一頓。伯二四九之“投社人馬醜兒狀”:“鴛鴦失伴,一隻孤飛。今見貴社齋集,意樂投入……入社筵局,續當排備。伏乞三官眾社等乞此收名入案。不敢不申,伏請處分。”成為會員後所須履行的義務,大部分皆是飯局,無故缺席者受罰,至於罰則,就是請大夥兒再撮一頓。
不是存心敲竹槓,捉弄freshman,也不是為了解饞,龔鵬程教授指出,吃喝是“接納某人成為一個群體的進入儀式。中國人的社會中,人必須藉著飲食與他人溝通,與社會上人形成生命共同體之感受。飲食不是手段、工具或過程,他就是社會”。
在西式的“兩個關係之總和”被引進之前,中文裡的“社會”就是社團及其活動。一九六零年代之前,我們有全世界最發達的市民社會,當市民社會遭到瓦解的同時,聚眾吃喝活動也明顯受到抑制。牛津選出的“世紀之句”中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名言:“沒有所謂的社會。”�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且不論保守黨當年的社會福利政策,這種話,相信只有被公認為對吃喝懷有原罪感的英國人才說得出來。
獨自進食的美學悲劇性,多半是中餐的材料、割烹以及進食方式使然,還包括餐桌形狀這類周邊環境。基本上,粒食決定了中餐的集體主義品質,明火或闇火的炊具,無論是本質上還是設計上,都不能順利炮製出僅供一人享用的米飯。中餐西吃的改革,也只是體學套路里從衛生上著力。地大物博的飲食,卻地不分南北,人不論東西地傾情於火鍋,宜聚不宜散的天然性情,由此可見一端。
除此之外,中式飲食有整套的儀式,一頓完整的晚飯,須得有湯有菜有米飯,最重要的,還要有人,才算是“吃飯”。許多人從美國回來後都有程度不一的增磅,倒也並非月是美國圓而導致人月兩圓。美式餐飲,一大盤,自始至終以一盤貫之,中式的肚子飽了,中式的情感卻仍然飢渴,因為這實在不像是“在吃飯”。回到住處,免不了另起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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