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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佛經經過翻譯、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經之後，廣為散佈。

一方面為西夏佛教的傳播提供了物質條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紙業的 發展。如黑城刻印佛經用的就是當地造紙廠造的紙。

延請高僧弘揚佛法。公元1159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 者到西藏，延請迦瑪迦舉系教派始祖松欽巴。松欽巴因故未來，但派其 大弟子格西藏瑣布，帶佛經、佛像隨使者到西夏傳教，仁孝奉其為上師， 並組織力量翻譯他所帶來的佛經。

此外，還延請了一些回鶻僧到西夏講經說法。如首都興慶府的承天 寺就延請回鶻僧講經說法，演繹經文，&ldo;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rdo;1 由於西夏統治者帶頭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購置 佛典，翻譯佛經，延請高僧前來宣傳佛法，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老百 姓信仰佛教，從事諸如作佛法、蓋寺舍、燒香禮佛、誦經等各種佛事活 動，也就日益廣泛普遍起來。

佛教對西夏的作用與影響 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麻痺人民的鴉片煙。佛教在西夏的廣為傳 播，它對統治階級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使西夏廣大勞苦大眾看不清統 治階級剝削、壓迫的反動本質，它要求勞動人民忍受各種苦難，多多行 善。要求他們深信靈魂不滅，因果報應。把希望寄託於未來，從而掩蓋 社會矛盾，引導人民脫離現實鬥爭。在西夏統治近200年漫長的時期裡， 以党項為主體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很尖銳的情況下，之所 以很少發生較大規模的人民起義，其原因固然很多（諸如西夏統治者善 於籠絡各族上層，經常注意調整民族政策，調整生產關係，以及文獻記 載不全，等等），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與西夏統治者充分利用佛教 去麻痺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緒，有著很大的關係。

在發展佛教的過程中，西夏統治者延請回鶻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講經 說法，翻譯佛教經典，這在客觀上促進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間的文化 交流，對於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提高和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同時，西夏佛教的發展，對西夏藝術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如眾所知，佛教的發展，需要運用各種藝術形式（包括繪畫、雕塑、書 1《西夏書事》卷19。

法、建築等等）進行廣泛的宣傳。而各種藝術形式在宣揚、服務於佛教 的過程中，同時豐富、發展了自己。由於西夏統治者和虔誠的佛教信仰 者，對佛教藝術的高度重視和提倡，投入了較多的人力、財力和物力， 從而使西夏佛教藝術創作不僅數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促使西夏藝術發 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

三、其他宗教 西夏統治者除了大力提倡佛教外，對其他宗教也採取相容的政策。

據有關文獻記載，在西夏境內曾流傳過道教。《文海》解釋&ldo;仙&rdo;字為 &ldo;山中求道者&rdo;，&ldo;山中求長壽者&rdo;。史稱： &ldo;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闢穀，氣忤而死&rdo;1。

這裡所謂&ldo;闢穀&rdo;，即不食五穀而食藥物以求成仙。寧明為元昊太子， 太子帶頭信仰道教，說明道教在西夏有相當的影響。公元1081年，宋朝 五路伐夏，當宋軍逼近靈州，夏人紛紛逃難，&ldo;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rdo;

2。這裡僧道相提並論，說明靈州一帶道教勢力與佛教不相上下。此外， 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諸如《易經》殘本，晉人郭象所注《莊子》殘本， 宋人呂惠卿所著《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 經》，以及有人頭像圖解的骨相圖，等等，都足以說明西夏道教在理論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