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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我們唱的二黃戲來說，完全承襲前人底死的形式而忘記了他底活的精神，便是舊劇。能夠充分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底性格與情緒，而加以個性的、自由的解釋的便是新劇。這樣說起來，程、汪、孫、譚諸前輩先生，真是我們的好模範，因為他們真能創造地演出他們所與的性格，不專做前人的孝子賢孫。

我們也並非主張要做前人的叛徒，我們只覺得真想做前人的孝子順孫，正應該吸收前人創造的精神，而不從事模仿，更不應該走入魔道，迎合社會之低階趣味。我們應該使我們唱的歌劇，音樂的價值更高，思想的內容更富。

尤其應該使他成為民眾全體的東西，不應該成為專供某一階級的消閒品。這就是我們開始新國劇運動的動機。

為什麼叫新國劇呢？因為音樂與戲劇最重國民的傳統，而傳統的歌劇，到現在實在不是失了生命，便是走入魔道，就是舊了，所以我們要建設新的國劇。

潘金蓮這個人物，我們在“調叔”，在“裁衣”，在“獅子樓”都曾演過了，但我們對於潘金蓮何以調戲武二郎，何以交西門慶，何以殺武大郎的心理經過，何等沒有同情啊。我們全然被舊男女觀念支配了。現在我們要求公平的、更合理的、更新的解釋了。我們把此次《潘金蓮》的演出，當作我們新國劇運動的第一步。

《潘金蓮》這個戲，是寫男女間的爭鬥的，將來我們還逐次演這一類新的意味的歌劇，我們將製作我們的上演目錄，現在先將不日實現的發表於下：

一、《五人義》；二、《討漁稅》；三、《鍘美案》；四、《四進士》。

這些戲雖然也經過我們多次的演出，可是因為演者與觀客都不曾意識地去分析劇中所含的真義與社會的背景，所以那樣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戲，都不過一時的消遣品，不成一種運動。這趟的演出，都大大地不然了。雖然在舊式舞臺想投射新的曙光不是容易的事，還須望觀客們及劇藝的研究家熱心的援助。

好了，我們的新劇開場了，希望諸先生諸女士嚴正的批評吧。

（原載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１１　日上海《梨園公報》）

《中國舞臺協會公演幕前致詞》

在這樣國難日益嚴重的時候，為什麼還來幹戲劇運動？或者會有人這樣說：我們的回答是：正因為有嚴重的國難，所以要幹戲劇運動；因為戲劇固然能使民眾沉酣在藝術世界裡忘記國難，但更能透過藝術世界使民眾都注意國難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目前威脅我們最緊迫的莫如外患與天災——水災，中國民族呻吟在這兩者的壓迫下幾至毫無辦法。雖則“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成了中國民眾的共信，但殘餘的封建思想使中國一部民眾急於自保而未能全體共休慼，以故使帝國主義與洪水皆能得間而入，無所顧忌，常至一方血肉相搏，一方歌舞方酣，這實在是極可痛心的事！

古人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幾個戲劇藝術的研究者不敢自忘其責任。乃在這樣的時候組織這次的公演：

《械鬥》以攻擊中國民族“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劣根性；《回春之曲》以喚起大家不要忘記國難而繼續四年前奮發的精神；《晚會》寫國際風雲中青年女性的覺悟；《洪水》則鼓勵民眾再接再厲，與自然力奮鬥。我們希望使戲劇藝術與當前的現實結合得較緊。在戲劇藝術上我們雖也有一些抱負，但倉卒登場又是在比較不充分的條件下，恐怕很難得到理想的演出。但也當盡其最善，不使中國戲劇藝術已掙到的標準因我們而低落。這兒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僅想使話劇綜合文學、美術、音樂、歌唱，更想使他綜合武術。武術的成分被認為中國舊戲最好的成分；為什麼不可吸收到新的戲劇裡來，使他增加巨大的生命力呢？我們不敢說此次嘗試能獲得何等的成功，但也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