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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顯然在孔子看來禮不過形式，而仁才是禮的本質。禮必須充分體現仁的精神成為約束行為的標準。由此，“三綱”可說是孔子學說的一種反動。孔子所說的“忠”、“孝”，“尚為相對的義務，而非片面的無條件服從”，而且是“較近人情”的。然而經過後世的改造就變的面目全非了；忠變成了愚忠，“逆命利君謂之忠”，孝變成了愚孝，“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夫妻關係變成了“男帥女，女從男”。孔子原本順應人情的自然，被篡改成違揹人性，吃人、殺人的教條。

先秦儒家的仁義或者說天理本是儒家法哲學的理想法，是判斷善惡的標準。但漢後儒家大師們在同法家的鬥爭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們嘗試著將自己的思想更實用化，而理想得將“道”、“仁義”烙在“帝王之法”上，使得其具有了理想法與實在法得雙重性，從而抹煞了其神聖得色彩，從神到到人得這種急劇的變化，使得失落的人們由信仰變為服從，中國人的奴性和這是分不開的。面對西方那抽象的理性，我們始終無法釋懷，它似乎是無法理解和企及的。的確，這樣的一種民族心理是經過歷史長期萃化的結果，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宗教情結。更值得深思的是，當下時代的很多學者在研究儒家思想時，在犯歷史性的錯誤，總是企及為現實服務，甚至用西方文明的標準桎梏儒家思想。

作品相關　民國軍閥們如何挑選妻妾（轉自網上）

我國三千多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中，盛行一夫多妻的“妻妾制度”。但凡有社會地位的文武官員、豪門大戶，幾乎無不妻妾成群。中華民國成立後，移風易俗，社會各界逐步推行“一夫一妻制度”。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在知識界、文化界，以及政府的文職官員裡面，比較順利地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度”（當然有中間狀況、有過渡階段）；而在軍閥界、“武化界”，則相當頑固地仍然堅持“妻妾制度”。例如袁世凱（1859－1916）妻妾10房；曹琨（1862－1938）妻妾4房；段祺瑞（1865－1936）妻妾7房；張作霖（1875－1928）妻妾6房；等等。

那麼，民國軍閥們如何挑選妻妾呢？

個案很多。本文從中舉出兩個典型例證：張宗昌（1881－1932）和楊森（1884－1977）加以說明。可以看出，起先軍閥挑選妻妾，多為妓女、“戲子”或販賣的“丫頭”等淪落紅塵的下層女子；而後來軍閥挑選妻妾，則逐漸注重文化教養，尋求一些女學生。

張宗昌（1881－1932）妻妾不知數，可考者24名張宗昌（1881－1932）是山東軍閥，人稱“三不知”將軍，即“兵不知有多少，錢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可考者，計有24個女人。

原配賈氏：張宗昌在老家訂了一門親事，姑娘是鄰村的賈氏，貧民出身。張、賈二人沒有感情，亦無子女。1916年，張宗昌在南京遇刺，本人無恙，但賈氏卻遇害了。

大太太袁氏：張宗昌的“大太太”是袁書娥，瀋陽人。張宗昌闖關東後，22歲與袁氏成婚。共生有三男三女。長子三歲夭折；次子張濟樂，又稱伯偉，號孟揖，生於1914年；老三寧樂，號康侯，生於1917年。三個女兒：長女春嬌，後自殺；次女春亭，三女春梅，小學畢業後改為張純。張宗昌1932年被刺身亡後，袁氏帶著親生的二男二女回到瀋陽，住在老桂林街上一棟三層小樓裡，以典當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袁氏晚年心情壓抑苦悶，每天只吃一頓飯，整天跑到小樓陽臺上仰頭泣呼：“宗昌啊！你為什麼死得這麼慘啊！你看看今天我們過的什麼日子？”

納妻妹為妾：袁書娥的妹妹袁中娥，小3歲稱“二姑娘”，張宗昌收為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