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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章川島的通訊計有六十餘封，娛樂調侃中，關於廈大，關於中山大學，關於他與顧頡剛的矛盾、官司以及與太陽社論戰、30年代初參加左聯，這一段生活在寫給章川島的信中都有詳盡的展示。

川島章廷謙解放後在北京大學教書，1954年批判俞平伯時，他向王瑤發議論：&ldo;俞平伯寫東西，出發點並不是壞的，就是沒和政治聯絡，一經分析就壞了。&rdo;&ldo;從俞平伯那裡開刀來批判胡適思想似乎不太恰當。&rdo;&ldo;胡適的實驗主義在當時是好的。&rdo;結果被人寫進匯報向上反映。‐‐他忘了魯迅早在1927年通訊中就告訴他的話：&ldo;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此所謂&l;人&r;者，生人不必說，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內。)並且積下幾個錢來。&rdo;當時在北大，章川島被目為&ldo;落後教授&rdo;。

寫信，給什麼人，寫信人因物件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現。與曹靖華通訊的魯迅，興奮於那個遙遠的新的國度‐‐蘇聯的一切，渴望著也進行著與異域文化的交流;與青年木刻家們通訊的魯迅，沉浸在藝術世界，期盼中國美術技藝進步;與鄭振鐸通訊的魯迅，是意欲儲存國粹，印《北平箋譜》不惜重金、連富家子邵洵美亦驚得咋舌;與胡風通訊的魯迅，是被舉為左聯盟主卻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側面，構成豐滿的魯迅形象。

還有時光流逝帶來的改變。魯迅晚年對於青年人如蕭軍、蕭紅，仍如早年對待李秉中們的熱誠，但歲月的痕跡悄然改變著魯迅形象。與李秉中通訊的魯迅還有著年輕的語氣，而與兩蕭通訊中的魯迅已然有父輩的慈祥了，蕭紅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當然也有歲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許壽裳。兩人從年輕到老一路走來，彼此瞭解，無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幫，有話直說;即便多時不見，亦不相隔，如&ldo;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譯作，看稿，忙而無聊，在自己這方面，幾於毫無生趣耳。&rdo;(1935年3月23日信)這樣的不昂揚、不風趣、不諷刺揭露敵手、淡然平常卻沉鬱之至的牢騷話，想來也只有向老友說說。

文人與政治的糾結

一

1927年底，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考慮到不久前國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血雨腥風的大背景，這個題目相當敏感。魯迅當然不會赤膊上陣，他有&ldo;鎧甲&rdo;：其一是純然談理論;其二是舉例子都是外國的，不涉及中國現實。

在魯迅看來，政治與文藝本質上相反對，文藝不安於現狀，政治卻要維持現狀，文藝要不平而鳴，政治要你聽命令、少開口。文藝與革命有相同之處，都不滿現實，哪怕是革命後的現實。比如俄國作家葉賽寧、梭波里都曾呼喚革命，十月革命後卻不滿於蘇聯現實，最終都自殺了。文藝家敏感，先於別人感受到痛苦，叫嚷起來，給政治家的太平盛世製造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魯迅的論斷是超前的有預見性的。當時的蔣介石忙於軍事剿共，還無暇顧及文化鉗制，不過也不遠了，不久之後，魯迅就將痛切地感受到國民黨政治高壓之酷烈。&ldo;左聯&rdo;五烈士的死，令他錐心泣血，艱於呼吸，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而他自己&ldo;弄文罹文網&rdo;，在國民黨書報檢察官的監視下，不得不頻繁變換筆名，曲筆寫作他的&ldo;偽自由書&rdo;和&ldo;準風月談&rdo;。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不免時遭檢查官芟夷，在報紙上&ldo;開天窗&rdo;，留下他與政治暴力對抗的文字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