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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說主用足，二說民賦少，三說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說：“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選自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amp；#8226；食貨志》

譯文：

在聖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並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於他能給人民開闢財源。所以儘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那時沒有因餓死而被拋棄和餓瘦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於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麼道理呢？原因在於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餘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遊手好閒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於不富足，不富足是由於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象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牆，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人在寒冷的時候，不會等有了輕暖的皮衣才穿；飢餓的時候，也不會等有了美味才吃；飢寒交迫，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捱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麼，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