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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馬戛爾尼返國後二十年間，中英間的不快事件。英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willia pitt, lord a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粵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使團的規模不似上次之大，貢品不似上次之多。大使之外，有副使二人，其一為曾隨馬戛爾尼到過北京、現任公司大班的小司當東（sir e t staunton），是一位中國極不歡迎的人物。前次大使的派遣，事先未徵得中國同意，此次北京得悉訊息之時，阿美士德已將至大沽。此為英國有意為之，使中國無從拒絕。鑑於以往英國的行動越軌，北京對於英使的再來，自多疑慮。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八月，阿美士德行抵天津，嘉慶派了兩位大員照料。如馬戛爾尼一樣，阿美士德亦不肯跪拜，嘉慶定要他遵行。定期覲見的早晨，經過長夜賓士，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的宮門附近，仍拒行跪叩之禮。照料的大臣捏奏正副使&ot;猝然患病，不能行動&ot;。嘉慶以&ot;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ot;立予逐回。當天阿美士德離開北京，失敗甚於馬戛爾尼。是後中英的齟齬有加無已。其犖犖大者，有一八二0年的交兇案，英船以退出廣州相抗。有一八二九年的債務案，英船以不進口要挾，中國亦準備斷絕英人通商，相持三月之久。二百餘萬兩的債務雖照例於行用內清償，而為數略同的新債又生。

另一嚴重爭執為&ot;番婦&ot;案。一八三0年東印度公司大班攜眷坐轎，入住夷館，粵督限日離去，否則派兵驅逐。大班即招來武裝水手抵抗，公然指責中國官吏妄用權勢，後果正復難測。經行商調解，英婦退回澳門。事為一位粵籍給事中所知，據以奏聞，斥英人&ot;自恃富強，膽大妄為&ot;，&ot;控制之方，不可不稍從嚴峻&ot;。粵督重申禁令，不準番婦居住夷館及夷人乘坐肩輿，夷商如有事須赴總督衙門稟控，應將稟詞交行商代遞。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每年來粵的歐洲商船約三十至四十隻，以英國為多。至十八世紀前期增為八、九十隻，屬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者約二十隻，俱為一等大船，港腳船約三十隻，十之五六為大船。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對華貿易進展最速，每年三十餘只，十之八九為二三等船。印度的英國商人為推廣通商地區，港腳船不時私來福建、臺灣。一八三二年，東印度公司亦命胡夏米（hugh hailton ldsay）北航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登州，傳教士郭士立（即甲利，插rles gutzlaff）同行，調查沿海情形，要求貿易，並散發文告，申述在粵所受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地方官照例不準進口，但私與相通者仍眾。胡夏米、郭士立認為北方人民樂與外人買賣，官府既無實力，亦不認真執行禁令。中國武備廢弛已極，如要發展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

第二章 西力衝擊（上）（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

第一節　中英爭端的擴大

一、英國的新舉措

海運大開已三百年，中英的接觸已兩世紀，彼此互感不滿。中國雖無調整之意，英國則已不耐，認為非變不可。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固待開擴，原料亦須爭取。同時交通革命方興未艾，火車開始行駛，輪船利於致遠，自歐洲東來時間縮短，一時雖不能大量使用，要為時不久。制海權業已掌握，軍備日強，印度早為所有，一八二四年又佔領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新加坡，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在在使英人不安於現狀。地大物博的中國門戶必須進-步地開啟，中西的關係必須修正，無論中國是否情願，已是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