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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其中中小企業佔據絕對多數。及至抗戰及抗戰結束時期，小企業依然大量地廣泛分佈在幾乎所有的行業中，遍佈於全市各區之中。張仲禮，同前引書，第379～380頁。由此可見，新老中產階層並存發展已成為上海中產階層發生、發展的一種獨特現象。這一特點源自上海現代化的後發生型模式，外資企業、洋行的先期進入與民族工業長期處於不發達的初始階段構成了上海中產階層產生、發展的結構性條件，儘管無論是新老中產階層此時都還處於不成熟的發展階段上。連連，同前引書，第32頁。

如果我們認為上海新老中產階層並存和發展是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個案的話，那麼新老中產階層同時發展卻在今天的中國又一次再現，雖然其產生、發展的時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韓國和臺灣地區的中產階層身上。參見學者們對東亞中產階層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種現象在不同時空中的顯現使我們看到了它作為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和地區轉型期的一種特殊模式，又並非僅僅具有個案的意義。連連，同前引書，第32頁。

其次，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既有別於米爾斯眼裡缺乏起碼的經濟政治意識，政治上消極後衛，作為其他更有權力、更有聲勢的壓力集團別動隊的美國中產階層，米爾斯，同前引書，第391～395頁。　也不同於集激進與保守於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韓國中產階層，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現出因外在個人境遇變化和生活壓力所致的從保守到激進的政治選擇——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叢集組合、保障生存權利再到追求社會進步的變化特點。集現代性與保守性於一身的上海中產階層，隨著自身社會地位出現嚴重危機，轉向了與下層民眾接近的激進立場，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分化和解體。這種因生存危機所促成的政治轉變，顯然是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政治動盪的產物。雖然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追求缺乏類似韓國中產階層那樣清晰的理念，然而中產階層的政治轉向和激程序度，卻動搖了社會結構的穩定基石，導致系統危機的全面爆發和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最終喪失。就此而言，上海中產階層在政治動盪的特殊時期所顯示出的政治潛能、變化能力和鬥爭決心，無疑超出了西方中產階層理論所預設的模式。其鬥爭方式所表達出的政治態度和力量，賦予它更為鮮明的激進者形象，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中產階層政治態度多樣性的認識。

上海中產階層……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2）

就職員階層本身來看，參與政治活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