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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臺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蟠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界史中，安祿山、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師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舍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火氣全無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慾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