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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捲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佈雷，提出抗議。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碟」。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佈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乾，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碟」。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沖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沖，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餘、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人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乾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幾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餘、陳友仁、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人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座大舞臺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人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物件」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