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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讚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first　pern　s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透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嶽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為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臺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佈此好訊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訊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高壽，在臺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臺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訊息。北京的報紙，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訊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白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宣告」，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宣告」。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宣告，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嶽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宣告，我說我便立刻離開臺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你，那您就嚴正宣告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這時原在臺灣出生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我一份，帶回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臺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裡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年輕而有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為學者，擔綱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訊息，也大為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紐約之會的陰錯陽差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裡。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小區為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裡，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