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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裡，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覆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二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臺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臺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臺北不可。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臺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僱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ot;本樓今天不開放&ot;。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開啟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裝置，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