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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李大釗先生也想邀幾位同志去分擔北京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應，也

不如意。那時北京多數同志認為，領導或參加革命運動，自應爭先恐後，但到國民黨機關內

去湊熱鬧，卻可能會吃力而不討好。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裡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生、老國民黨員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黨籍的李大釗、於樹德兩位中央

委員。於方舟、韓麟符和我三個候補中央委員都經常去參加會議，有時也去辦公。跨黨的中

共黨員有李大釗先生負有指導的責任，於樹德、於方舟負責發展國民黨在天津一帶的組織和

工作，韓麟符擔任三個特別區和內，蒙的工作，此外就沒有其他共產黨員在這機關裡擔任經

常工作。

當丁維汾先生提出各種職務的人選時，李大釗先生總是請丁先生逕行物色，再提交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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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透過，我是和丁維汾先生在一房間辦公的。兩人坐對面。當我偶爾去到那裡的時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討，我總是很客氣的請他作主。由於我們這種表現，北京的中共組織

顯然沒有與國民黨組織爭權的嫌疑。

但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各地的國共組織都開始發生磨擦，尤以上海、廣州兩

地為最，只有北京是個例外。我們甚至對於這些磨擦的訊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國民黨組織

能夠平靜而順利的發展，也許李大釗先生和我所持的態度發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國民黨執行部的構成分子，大多是五四運動以後的青年，他們沒有染上國民

黨的舊習氣，並積極支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新政綱和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最近的

解釋。因此，北京國民黨員之間意見上並無顯著的分歧。

廣州是國民黨活動的老根據地，情形大不相同。那裡的老國民黨員多以革命的老資格自

傲，與新進的中共黨員有點格格不入。有些人還覺得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會遭受國內外實

力者的反對，在政治上國民黨將陷於孤立。尤其是共產黨員加入後，又有新舊黨員權利地位

之爭。這一切都使反對跨黨分子的暗流增長起來。

當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委任鄧澤如、譚平山等九人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

央執行委員，實施其改組國民黨的政策時，鄧澤如等十一個重要國民黨員即於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孫先生1，反對陳獨秀、譚平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斥為中共利用和篡竊國民黨

的陰謀。這件事是我當時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聞；後來才知道這個檔案當

時雖曾被孫先生批駁；但他們並未放棄反對意見。

李大釗先生從廣州回到北京後，說起在我離開廣州不久，即有人於代表大會上提議在國

民黨黨章中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他曾當場發表了一個宣告2，指出中共黨

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的，可以說是跨黨；但不能說是黨內有黨。中共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

當執行國民黨的政綱，遵守國民黨的章程和紀律，所以不必發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覺得他的宣告曾發生良好的影響，似也低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