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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倒挺感激這次經歷。至於被張藝謀選中時鞏俐的“無所謂”態度更是全國皆知。

有關張藝謀和鞏俐的“第一次”，肖華在回憶錄中談到了，當然，肖華提供的說詞也是張藝謀向她“坦白”的。肖華寫道：

下午六七點鐘張藝謀回來了，說他還沒吃飯。我給他下了一碗麵條，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著他吃。我腦子裡一片混亂，似乎喪失了思維能力。張藝謀一邊吃一邊對我說：“這件事我本來沒想瞞你，回來後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後再告訴你，在山東我們倆還沒有什麼，到寧夏後發生了那麼幾次……就是這麼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說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我胸口堵得難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肖華的回憶錄關於這件事記得很簡略，沒有細節，甚至沒有情節。

其時，鞏俐有個男朋友，姓楊，高大英俊，圈內人。在學校，大家能經常看到他們出雙入對，常常在學校小賣店一類的地方看到他們一起買零食吃。當初，鞏俐接《紅高粱》這部戲，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對；鞏俐進入《紅高粱》劇組後，他們之間便開始產生了矛盾。

這件事本來沒想瞞你（2）

鞏俐在鎮北堡拍《紅高粱》中顛轎以及酒坊的一些鏡頭期間，鞏俐和男友之間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時的鞏俐處於感情的漩渦之中，痛苦卻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這類感情問題，一定會想找個人傾訴和請教，鞏俐也不例外。在當時的劇組，張藝謀與她更親近一些，於是鞏俐經常與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擾以及拍戲以外的事情。兩顆心也就是這樣慢慢靠近了。

在肖華的回憶錄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

1987年8月，《紅高粱》攝製組已經開赴山東高密縣，並且進入後期，當時肖華有半個月假期，又值暑假，考慮到自己和女兒很久沒見到張藝謀了，便給張藝謀寫了封信，說她想帶著女兒末末去山東。在信中，肖華寫了三點理由：一、想看看攝製組怎樣生活、怎樣工作。她在西安電影廠工作已經兩年了，還沒有下過組，瞭解這一生活過程，對她今後的工作是有好處也有必要。二、他們攝製組大隊人馬走後，自己一直沒有收到過他的信。一個多月了，這炎炎的夏日他怎樣過的，生病了沒有，她放心不下。三、她也想帶末末去見識見識，順便還可到離他們外景地不遠的青島去看看海。她還從來沒見過大海，哪怕只待兩三天也好。

那時候沒有電子郵件，打電話成本太高，相互間的聯絡仍然靠寫信。據肖華回憶，她搬家去西影廠時，整個家當僅僅只有一張床和兩個大紙箱，其中有很大一捆是張藝謀寫給她的信，包括張藝謀給她寫的第一封信。張藝謀看到這些信時，希望她將信燒掉，他說：“我們現在已是老夫老妻了，還留著談戀愛時期的東西幹嗎？如果什麼都捨不得丟的話，光舊東西咱們這間屋子都擱不下了。你現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幹家務，忙得焦頭爛額，哪有時間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後孩子大了，你有時間了，看那些信又有什麼意義？我們又不會離婚。”

在回憶錄中，肖華引用了張藝謀給她的幾封信，其中有1985年5月參加法國戛納電影節時給她的兩封信。第一封信寫於5月9日，是寫在明信片上的，抬頭稱呼是“小蓉”，落款是“謀謀”。第二封同樣是明信片，抬頭是“蓉子”，落款仍然是“謀謀”，時間是一週後的5月16日。肖華說：“在出國短短的十幾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記著我和孩子，我很感動。這兩張膽信片散發著愛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儲存著。”

由此可知，張藝謀在某些時候確實是一個戀家的男人，甚至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他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給家裡寫信。

可在1987年那個夏天，這一事實改變了，張藝謀長達一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