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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文字的聲符。例如，蘇美爾人必須用表意的楔形字元去書寫與他們混居的阿卡德人和奴隸的名字以及阿卡德詞彙。阿卡德語楔形文字雖然把一批表意符變成較為固定的音節符，並用它們拼寫語言，但是文字中仍然大量使用蘇美爾意符和限定阿卡德詞義範疇的蘇美爾偏旁部首，成為既用音節符拼寫語音，又用語義符指示語義的混用文字。有些像日文的假名中夾雜漢字，但日文有專門的、不表意的聲符號（假名），而阿卡德語沒有發明單純表音的符號，被當作音節使用的蘇美爾字元有時還用來作詞符，表示與它們的本來意義對應的阿卡德單詞。

漢字有三個原因沒有產生兩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比較固定、規範地使用的、數量有限的音節符。一是中華文明沒有和另一個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內沒有一個強大的外語民族借用漢字元去表達他們自己的語言，因而漢語在中國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純潔性。當日本人借用漢字後，我們發現如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發展出音節符一樣，中國文字在日本也發展出統一的、規範的音節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們比古代的音節符更規範而且和意符完全區別開來了。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是記錄多數詞都是三個音節或更多音節，而且語法功能複雜的塞姆—含語言的文字，而漢文字記錄的漢語的特點是大多數詞都是單音節詞，被稱為“連語”的雙音節詞是少數，三音節以上的詞幾乎沒有，而且語法功能極其簡單。因此，漢字似乎沒有必要發明一些專用音節符去拼寫多音節詞。當然，最後一個原因可能和中國文明發展的相對封閉性有關。中國地理的自然封閉造成了中華文明脫離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獨立發展的歷史現象，因而也造就了中華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特性——簡單化和改革祖宗發明的神聖文字的大膽改革似乎不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發生。和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逐漸減少常用字元數量、發明音節符拼寫詞彙、由複雜難學向簡單化的發展趨勢完全相反，漢字的發展方向是大量地創造和使用字元並保持文字的複雜性：埃及文字和兩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元約600至700，而漢字的常用符號多達4000。當一個音節用許多不同的漢字表示而又不被保守的、特權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太複雜而必須進行減少同音字元的改革時，統一的、簡單的、數量少的音節符號當然就不會在中國出現了。

阿卡德語屬塞姆語系東塞姆語支，和*語同屬一個語系。公元前3千紀，講塞姆語的阿卡德人和語言獨特的蘇美爾人共同生活在南部兩河流域的廣大地區，但文化比蘇美爾人落後，從屬於蘇美爾人。目前最早發現的阿卡德語銘文屬於蘇美爾早王朝時期（約前2700—前2400）。約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城的塞姆語國王薩爾貢征服了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各城邦，開始用蘇美爾楔文符號書寫塞姆語，這種早期塞姆語被稱為“阿卡德語”。此後，阿卡德語和蘇美爾語同為兩河流域地區的通用語言和文字。到巴比倫第一王朝時，由於兩河流域湧進了大批說塞姆語的阿摩利部落，阿卡德語言完全取代蘇美爾語成為兩河流域的通用語。公元2千紀後半葉，阿卡德文字成為近東各國書信往來中通用的外交語言文字。埃及法老和亞洲各國王們之間的通訊都是用阿卡德文字寫成的。阿卡德文字是借用蘇美爾文符號寫成的塞姆文，即借用蘇美爾文的楔形符號表示阿卡德語的發音。由於語言特點各不同，表示蘇美爾語音的楔形音節符號並不能完美地表達塞姆語的各種子音，這使阿卡德文字不能十分精確地表達塞姆語的語言。有些符號同時表示幾個近似的子音音值，非母語者需要分析判斷才能讀出正確的詞，阿卡德語言和文字後分成了南北兩種方言：南方的巴比倫方言和北方的亞述方言。多達600至700個的常用阿卡德語音節和表義符給文字的學習者帶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