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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匆匆結束訪日，趕回上海，動員同志，發起反袁之戰。基於“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判斷，孫中山力主聯合日本，打擊袁世凱。阻力很大，發動很慢，拖了近四個月，“二次革命”才緩緩地、漫無聯絡地發動起來，並迅速寂滅。但孫中山的“聯日抗袁”卻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發生前夕，孫中山訪日期間每見日本政要，幾乎都會要重申中日提攜。如：

——2月15日晚，在東亞同文會上講：“中國現在則久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餘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全，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

——同日晚宴後，孫中山與日本首相桂太郎談及中國東北的中日聯合開發問題，桂太郎表示贊同。

——2月20日，桂太郎內閣全體辭職。此前，孫中山曾與桂太郎有過密談，其中還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問題。對孫中山的許諾，本人尚未查清，但從桂太郎的反響看，孫中山許諾定當積極。桂太郎說：“予始聞先生勸告，日本與中國提攜之策略，不期正為我志……日本得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

引證的目的在於指出，孫中山親日、聯日是一貫的、公開的。如果據此而作“賣國”、“愛國”的政治判定，顯然是忽略了孫中山、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的國際背景。當一種開放的、國際性的思維在某一特定時代氛圍中形成的時候，歷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孫中山何以能免？

兩年之後的1915年1月，日本人脅迫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史傳孫中山在袁世凱正與日本人百般周旋、討價還價的時候，一是在2月5日與滿鐵株式會社二頭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純三郎簽訂《中日盟約》，出讓中國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務省，以出讓中國利益，換取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援。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孫中山曾有長函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讓特權為條件，請求日本政府給他領導的革命以援助。出讓特權之多，甚至遠遠超出了“二十一條”對中國的索取。

歷史學者已有辯偽文章指出孫中山給大隈函、給日本外務省函均為偽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結。留下的教訓，幾乎無人細細掂量：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便給境外勢力冠以“國際主義”、“親善友邦”的美稱，即便從他們那兒可以獲取階段性的支援，如果視其為解決國內矛盾的後援團或同盟軍，關鍵時刻，必有人用犧牲國家民族利益及個人清望加以補償。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凡有國際背景的中國政治人物，無一人未曾對他們的外國朋友付出學費。

孫中山為此是受了影響的。在“二十一條”談判期間，孫中山單獨聯絡日本人的訊息傳開，在國民黨內即有人說“不”！

——1915年2月11日，參加“歐事研究會”的國民黨人李根源、林虎、程潛等人聯名通電曰：“吾人第一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　最好的txt下載網

二、民國綜合症：黨爭、內戰與割據（4）

——1915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紐永建、李烈鈞聯名通電，反對“假借外力”與袁世凱較量，電曰：“至言假借外力，尤為荒誕……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極力鼓動“二次革命”，還與他剛剛在日本發表的政黨意見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孫中山在神戶作《黨爭乃代流血之爭》的演講曰：“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為前提，以民國為基礎，故曰黨爭。”一回國，他又策劃了一場有流血、無勝算的“二次革命”。在我們後人看來，這樣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