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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接下來的就是霍德勒先生、貝農先生、羅維特先生和威爾遜先生，他們都在劊子手的揮刀之下而身首異處。巡撫大人毓賢顯得有些不耐煩，吩咐他的衛兵，讓他們全都拿來長柄大刀，幫忙砍殺其餘的人……男人殺完之後，女人被帶來了。法辛夫人被她的孩子們緊緊抱住，士兵分開了他們，一刀將他們的母親斬了首。劊子手砍下了所有孩子的頭，技法嫻熟，只需要一刀……羅維特夫人戴著眼鏡，緊緊拉著她小孩的手，即使被殺的時候也是樣……當新教徒被殺了之後，羅馬天主教教徒被帶了上來。主教……質問巡撫為何濫殺無辜。我沒有聽到巡撫大人給予他任何回答，只見他抽出自己的佩刀，照著主教的臉重重一擊，鮮血順著他花白的鬍鬚傾注而下，他就這樣被斬首了。

很慚愧用文抄公的伎倆摘引了一串資料，私心很怕遺漏了毓賢的“愛國”事蹟。

毓賢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權力者一旦“喪心病狂”，其害至大，其孽至深。中國人無須一百年後站在“現代”的視角審視他的兇殘，即便站在中國傳統的儒教、道教、墨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五行、旁門左道……任何一種人的、理性的立足點上，都不能理喻毓賢式的“滅洋”。

記錄下毓賢的事蹟，是為了給中國留一份極端化的恥辱符號。

我們不要太自以為是。因為被侵略的屈辱，中國人經常記錯帳，討錯債：洋兵殺人，找洋教士賞命；洋政府簽約，找洋教會挑釁；人有罪衍，向上帝興師。那殺人的劊子手，就是中國的“兵”。在同樣拿武器的人（不論洋人、非洋人）面前，他們是孬種；在手無寸鐵的人面前，他們是屠夫。一百年後，我們已不必再分辨他們在太原城殺的是洋教士、洋女、洋娃或中國教民、中國修女了。他們殺的是平民百姓！僅此一點，足可證明這支軍隊決然擔負不起任何崇高的使命。

面對1900年的太原屠殺，我們有權嘆息：中國的官德喪盡了！中國的軍魂死亡了！這樣的官與兵，只有等著懲罰。

上帝睜著眼睛。

政治惡貫滿盈。載漪們推著慈禧，拖著國家，向黑暗走去。“五大臣”的死，是黑暗的序幕。

本來，戰爭離中國很遠，可是鐵帽子王爺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硬要將國家拖入戰爭。義和團這時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其“點火”的任務，而退到邊緣。直面八國聯軍的，是中國的百姓，中國的山河，中國的無價珍寶……

載漪們留下的教訓只有一條：一個國家，為了轉移國內鬥爭方向，而激化對外矛盾，或試圖將內部破壞力，轉化成對外抗拒力，那是極端危險的遊戲。相關的清醒理念是：正視國家內部的所有難題，並一一解決之，對外，我們才無比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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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網恢恢“罪”與“罰”（1）

四十年間，清朝皇帝兩次被外國入侵者打出京城，這是一項國恥紀錄。慈禧太后的幸運，是兩次逃亡都趕上了，雖然一次的身份是“懿貴妃”，一次是“皇太后”，扯平說是“皇后”跑反，亦不為謬。兩次出逃的不同之處頗多，最大的一點，即咸豐十年（1860）八月八日（9月22日）的逃離圓明園奔向熱河（承德），慈禧個人無過錯；而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的逃出皇宮奔向西安，慈禧則是國家災難的第一責任人。

與四十年前在大隊御林軍和三千太監簇擁下，彩旗招展，香車滿道的出行形成顯明對比的，是這次出逃簡易而狼狽。不妨看一下當時見證人的記載。

《景善日記》載：

（七月）二十日下午五鍾，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寧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夜半，復召見軍機，唯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