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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達林時期，起先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後來則變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這一類比來看的話，那麼先是急急忙忙地從教徒那裡把舊約收回，後來又把新約收回‐‐我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還有列寧著作的真實思想。留給教徒們的只有唯一的&ldo;宗教教科書&rdo;，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ldo;偉大領袖&rdo;的文集、小冊子、文章和講演。（第9頁）

在史達林時期，恐懼不僅使人們不敢說禁止說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東西。（第15頁）

史達林主義的遺產之一就是不能把社會科學置於宣傳框架之外。社會科學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當政策的奴僕，只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論證領導人的每一個新的政治花招，即使這種花招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第98頁）

不但在國內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國的關係上，史達林主義的遺產也是夠沉重的。只是他以後的幾任繼承人大體上都繼續執行了他的對外政策，這一點放到以後再談。

總而言之，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這時，赫魯雪夫接掌權力，於是歷史就將改革者的使命賦予他了。當然，正如阿爾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權力鬥爭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蘇共&ldo;二十大&rdo;上作了那個有劃時代意義的秘密報告，蘇聯走上了非史達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條漫長的、曲折的、困難的道路。

朱正：無可奈何花落去‐‐讀格&iddot;阿&iddot;阿爾巴托夫的回憶錄(2)

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的當天晚上，阿爾巴托夫就知道報告的細節了。是出席大會的弗蘭採夫告訴他的。弗蘭採夫是《真理報》主管國際問題報導的副主編，著名的埃及學家和哲學史家，擔任過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這一位高階知識分子、高階幹部還談到了自己的感想：&ldo;我曾經想過，這種情況總有一天會發生，也應該發生，但我沒有想到，我會活著看到這一天。&rdo;（第55頁）這事遲早要發生，它早已在蘇聯人的意料之中，豈不是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經完全成熟了嗎？

阿爾巴托夫說：

現在回顧當年，也許可以說，二十大向人們講出了他們曾經猜測的許多事情的實話後，與其說它給我們的社會提供了答案，毋寧說是提出了問題‐‐它的歷史意義恰恰就在這裡。當時誰也沒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問題極其尖銳地擺出來，即必須變革，必須探索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第56頁）

可是，這改革卻十分艱難。首先，在黨內，就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在最高領導層，政治局（當時叫做中央主席團）中很大一部分成員，如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對史達林的批判。在廣大黨員和各級幹部中也有阻力，阿爾巴托夫指出：&ldo;我們社會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對變革毫無準備。很多人過去長期受的教育和灌輸就是要他們循規蹈矩，完全按照規定的方法行事；他們不會或者害怕表現任何首創精神，進行任何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和承擔任何責任。&rdo;（第190頁）&ldo;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中的老的領導幹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後很快就清醒過來，極力把代表大會思想的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鄭重地接受二十大並希望走得更遠些的人加以懲處&rdo;。（第60頁）

還有赫魯雪夫本人的情況。正如阿爾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ldo;從赫魯雪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質來看，他是史達林主義的&l;產兒&r;。&rdo;（第72頁）&ldo;如果他不是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