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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進了。中國共產黨經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走上井岡山，建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創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展開武裝鬥爭，終於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開啟了新*主義革命的更加光輝的一頁。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把工農紅軍扼殺在搖籃之中，則對革命根據地展開瘋狂的軍事“圍剿”。在這個革命大轉折的時期，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從北伐前線，從武裝起義的戰場，從血跡斑斑的“革命的策源地”，從波濤洶湧的海外，帶著滿身征塵，陸續來到上海。他們正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組織新的力量，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進行英勇的反“圍剿”。

魯迅此時一邊思考著，一邊以剛直而尖銳的筆向人們憤怒地揭露，遭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用血的洗劫的中國，“現在常為機關槍擁護的仁義所治理”，國民黨的統治乃是用機關槍的暴力主宰一切的法西斯統治，而他們的幫兇文藝，現在則“把殺人的事當作歌頌”，變成了吃人的讚歌。魯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用筆作武器，給國民黨反動派以沉重打擊的十年，也是他發揮著最大影響力的十年。

他到上海之後，撰寫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文學》。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斥責了國民黨指揮刀掩護下的所謂“革命文學’，闡明瞭名副其實的“革命文學”的主張：“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是的，只有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做一個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獻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會寫出真正的革命文學作品來，而不在乎要什麼動聽的口號和似乎是十分激進的主張。

竊火者（2）

魯迅還應邀到不少學校去發表講演。在勞動大學講的《關於知識階級》，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知識分子是為平民說話，還是壓迫平民呢？是在金錢和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同情和傾向於民眾呢？魯迅主張“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是做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還是做一個隨風轉向的知識分子？魯迅提出的這個問題意味十分深長，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過的堅定不移地為人民謀求解放的道路，確實是可以作為知識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學講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說到了文藝與政治的衝突，他認為原因是在於政治家不喜歡人們思想，不喜歡人們反對自己的意見，而文藝家表達的其實是社會上很多人的意見，不過由於敏感的緣故，比別人早說了出來。魯迅談論這樣的矛盾自然是為了影射國民黨反動派專制和暴虐的統治，不過魯迅接著也講到了，即使“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回事”，他把這個將來社會里的假設的矛盾，歸結為“理想和現實不一致”。在無產階級領導的新社會，文藝和政治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它們之間難道註定了非有衝突不可嗎？魯迅在當時自然還沒有得到解決。後來他才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文藝是為解放本階級而鬥爭的一翼。

在這年冬天，他還幾乎跟創造社組成了聯合的戰線。到了上海之後，他一直在尋找朋友。他感到在這種營壘分明的生死搏鬥的年代裡，是需要朋友共同奮鬥的。就在他到上海後的第二個月，即11月9日，創造社作家鄭伯奇、蔣光慈、段可情等徵得郭沫若的同意前來拜訪魯迅。“四？一二”事變之後，郭沫若、鄭伯奇、成仿吾等創造社的主力，比魯迅早一些由廣州返回上海，參加重整創造社的工作。現在大敵當前，也感到力量單薄，需要友軍。

這一次創造社的朋友主動來拜訪，魯迅感到很高興。暢談了一個上午還不夠，下午鄭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來。創造社的朋友提議要和魯迅聯合辦一個文藝刊物，對於這個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