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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文章，就講“條理縝密”，卻不注意文學藝術的感情特徵，魯迅就很不贊成。有一次，太炎先生問起魯迅關於“文學”的定義的看法，魯迅回答說：“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想了想，就開導學生說：這種說法雖然有新義，可仍有不當之處。例如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雖是文學，卻不動人的感情。”對於先生的教誨，魯迅來不及思索，沒有馬上與老師爭辯。但他經過一番思考，還是覺得這位博學的老師不對，於是，他對許壽裳說：“先生把文學看得太廣泛，其實有些文字，如《海賦》之類，就不一定是文學。”魯迅由於很注意閱讀外國文學，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已突破舊學固有的觀念，而章太炎則還沒有跳出“樸學”正統派的框框。　。　想看書來

為了祖國的《新生》（7）

1908年，魯迅還開闢了為祖國新生的新陣地，那就是譯書。為了借他人之新聲，發國民之矇昧，他和周作人努力介紹被壓迫民族的進步文學，特別是東歐和北歐弱小國家的小說，同時也注意介紹暴露沙俄統治下的黑暗現實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他覺得這種作品中跳動的聲音，容易引起被壓迫被奴役的中國人民的共鳴，這也許能夠起到一點療治國民精神衰頹的作用。於是，他們開始編譯《域外小說集》。但是做這項工作，正如後來魯迅自己所說，一要學問，二要朋友，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除了第五樣無法預料之外，前四樣他們也都不全。不過他們還是以堅韌不拔的精神硬幹下去，他們準備先印兩集之後，賣回本錢，還要繼續編印下去。於是，選材，翻譯，潤色，校閱，用了許多辛苦的白天和夜晚。他們的努力終於結出了果實，1909年2月，印出第一集，共一千本；到6月間，又印出第二集，共五百本。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出售處結了賬，結果是令人沮喪的。第一集僅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集賣去了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第一集多賣一本，那是他們的朋友許壽裳去買的。在上海聽說也只賣了二十冊左右。於是第三集只得停印。幾年後，上海寄售書處失火，所存《域外小說集》全部化為灰燼。後來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再版序》中說：“我們過去這夢幻似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但是，《域外小說集》那些催人覺醒的文字的價值，在五四運動的大波沖刷之後，終於重新被人們所認識。

《域外小說集》中所選擇的作品，都在一定的意義上具有針對性的。俄國安特萊夫的作品中所暴露的黑暗，也籠罩在中國的土地上，安特萊夫所指出的俄羅斯民族的嚴重病症，有著同樣病情的中國人看了之後，自然也會感到痛楚的。魯迅痛感中國國民性中缺乏“誠”和“愛”，因而他選譯了安特萊夫的短篇小說《謾》與《默》。

《謾》描寫一個男青年真摯地愛著他的戀人，而他的戀人也信誓旦旦地說：“吾愛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然而她卻背叛了自己的諾言，投入另一個“偉美傲岸者”的懷抱。失戀後的男子悲憤至極，看清了社會無所不在的欺騙與黑暗，他呼喊“誠”來救援，他說：“援我！咄，援我來！”然而沒有用，“謾乃永存，謾實不死。大氣呵屯，無不含謾。當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傷哉！”

《默》則是刻畫牧師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