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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神鵰俠侶》的第一段於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明報》創刊號上發表。這部小說約刊載了三年，也就是寫了三年。這三年是《明報》初創的最艱苦階段。重行修改的時候，幾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當年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神鵰》企圖透過楊過這個角色，抒寫世間禮法習俗對人心靈和行為的拘束。禮法習俗都是暫時性的，但當其存在之時，卻有巨大的社會力量。師生不能結婚的觀念，在現代人心目中或許已很淡泊了，然而在郭靖、楊過時代卻是天經地義。然則我們今日認為天經地義的許許多多規矩習俗，數百年後是不是也大有可能給人認為毫無意義呢？

道德規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等等社會的行為模式，經常隨著時代而改變，然而入的性格和感情，變動卻十分緩慢。三千年前《詩經》中的歡悅、哀傷、懷念、悲苦，與今日人們的感情仍無重大分別。我個人始終覺得，在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識、政治規範等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口仍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會消滅，那時候「愛國」、「叛國」等等觀念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愛情、正義感、仁善、勇於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後還是長期地為人們所讚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俠小說的故事不免有過分的離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在小說中所寫的，武功可以事實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應當是可能的。楊過和小龍女一離一合，其事甚奇，似乎歸於天意和巧合，其實卻須歸因於兩人本身的性格。兩人若非鍾情如此之深，決不會一一躍入谷中；小龍女若非天性恬淡，再加上自幼的修煉，決難在谷底長時獨居；楊過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會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當然，倘若谷底並非水潭而系山石，則兩人躍下後粉身碎骨，終於還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變幻，窮通成敗，雖有關機緣氣運，自有幸與不幸之別，但歸根結底，總是由各人本來性格而定。

神鵰這種怪鳥，現實世界中是沒有的。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有一種「象鳥」（人印？爪！礎肌），身高十尺餘，體重一千餘磅，是世上最大的鳥類，在公元1660年前後絕種。象鳥腿極粗，身體太重，不能飛翔。象鳥蛋比鴕鳥蛋大六倍。我在紐約博物館中見過象鳥蛋的化石，比一張小茶几的幾面還大些。但相信這種鳥類智力一定甚低。

《神鵰俠侶》修訂本的改動並不很大，主要是修補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

在第三次修改《神鵰》之後，曾加寫了三篇附錄，第一篇討論易經與道家、儒家、陰陽家的陰陽八卦之說。這時又細讀了蘇州大學束景南教授（現在浙江大學）贈給我的大著《中華太極圖與太極文化》，很受教益，其中討論到很多道教關於內丹修煉的問題，我因一竅不通，在所寫那篇附錄的文字中沒有涉及。只深深覺得，天下學問深奧奇妙者極多，……對於自己不懂的部分，如沒有決心盡力去學習鑽研，最好坦認不懂，不要去碰。

另外兩篇，一篇關於忽必烈的性格和行為，另一篇敘述襄陽的攻守，可以作為年輕讀者們閱讀《神鵰》的背景資料。但因客居香港，手邊關於元史的參考材料不多，更缺原始資料，又沒有師友可以請教蒙古文中的疑難，對歷史上的結論自己信心不足，所以這兩篇附錄沒有附入本書。

朱光潛先生談美學中的「距離說」，我一向很是尊崇。年輕之時，一讀之下便即信服，後來多讀了一些中外的美學與哲學書，仍覺朱先生的說法簡明易解，很能說明問題。朱先生主要說，以審美眼光欣賞藝術品，要撇開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