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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看，是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和思想。農民起義的政治活動不能超越時代和階級所給予的限制。因此，他們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階級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從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尋找理論根據。侯外廬曾在《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ldo;我認為，中國農民戰爭的口號應溯源於戰國未年墨俠一派下層宗教團體所提出的一條公法，即《呂氏春秋》所載，&l;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墨者之法也，&rdo;。 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認為農民起義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與墨子思想存在淵源關係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溫飽，反對貪官汙吏，渴望專制權威的保護，等等，這些既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經濟的利益要求，也表現了他們的階級侷限。馬克思在分析法國小資產階級的階級特點和侷限時，曾指出：&ldo;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rdo; 。馬克思的這個論斷對農民起義主力‐‐小生產勞動者也同樣適用。農民起義隊伍到了其發展壯大的時候，農民起義的領袖也往往蛻變成專制的權威。當他們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王朝時，也無一例外地實行王權專制，原來是農民起義的弟兄們也普遍心悅誠服地接收這一現實。就是在農民起義的開始階段，農民起義的領袖也藉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將自己神化為一種至高的力量。

在農民起義中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這一基本的推動力之外，假借民間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為一種威懾力量具有籠絡人心，使人狂熱盲從的巨大作用。民間宗教迷信的組織形式有一套相當嚴格的清規戒律，對其成員和信徒有相當大的約束力。民間宗教的形式從思想和組織兩個方面使分散的小生產者能凝聚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農民起義的領袖在起義的初期往往不僅是作為類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種號召力和懾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吃苦耐勞，與將士患難與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將士對農民起義領袖的一種願為之死的盲從熱情。在幅員廣闊的國土上，要將相當分散的小生產者聯合起來確實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小生產者本身由於生產方式的限制，不能自覺地借本身的物質利害關係而聯合起來，形成一股社會力量。只有當他們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受到威脅時，才會起來造反，爭取生存權力，但這不是一種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歷代農民起義往往不得不藉助於超自然的神格力量。例如，迷信的讖語，人為的傳說，對天象異常的預兆性解釋都會成為一種號召手段，影響到人的心理深層，會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從，產生一種持久的凝聚力。民間宗教是一種俗化的宗教形式，它雖然從形式上看起來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奉道德經為教典，但是在實質內容上，往往是將它們存而不論。

它不祈求死後的天堂幸福，只承認現實宗教領袖的權威，認為他能安排一個新的社會秩序，保護教徒的利益和幸福。民間宗教由於其內容的淺易，形式的簡單規範，因而和下層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當合拍，小生產勞動者往往會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託。農民起義一旦假借了這種民間的宗教形式，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就變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並受教規的統一規範和約束。農民起義的政治口號也往往以教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一面旗幟，激勵著起義的農民，宗教的信徒為之赴湯蹈火，義無反顧。所以，農民起義不僅只是一種官逼民反的鬥爭形式，而且有時假借民間宗教形式形成了一個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