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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家庭中那套勾心鬥角的伎倆，康生在二十多年中，見得多，體驗深，用得也熟練，搬到黨內，沒有遇到什麼障礙。這樣就為他以後的升遷奠定了基礎。從此，康生改名換姓叫趙容，為了攫取黨內更高更大的權力，開始了他在黨內耍陰謀、施權術、搞投機的歷史。他怎樣達到這一目的呢？

康生從自己混跡上海，混跡黨內的一些消極經驗中總結了一套往上爬的秘訣，這就是：黨、內誰有權，就跟誰；誰的職務高，就捧誰；誰說話頂用，就靠誰。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會上既批判了導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陳獨秀右傾錯誤，又批判了大革命失敗後產生的翟秋白同志的&ldo;左&rdo;傾錯誤，明確指出，當時的革命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時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當時的總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這些都是正確的。然而，大會在片面強調工人成分的情況下，選舉向忠發為黨中央的總書記。但由於向忠發文化低、能力差、說話粗野、開口罵娘，所以，此後一段時間內，黨內的實際大權操在了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同志手中。這樣，李立三同志就自然成了康生跟、捧、靠的目標。當時，李立三同志為了鞏固領導地位，積極尋求支持者，以形成&ldo;左&rdo;傾力量，因而極力爭奪對黨中央所在地‐‐江蘇省委的控制權。而身為江蘇省委委員兼省委組織部長的康生，觀察到了領導的這種意圖，當然不會坐失良機的，因而使出了他在地主家庭中長年養成的壓別人抬自己的逢迎手段。

由於康生投領導所好，對李立三同志的&ldo;左&rdo;傾，表現了&ldo;忠誠&rdo;，在改組江蘇省委上立了&ldo;功&rdo;，很快於一九三〇年二月被提拔到中央充任了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康生對於李立三和後來的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形成和推行，都非常賣力。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形成有個過程，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透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方才使立三&ldo;左&rdo;傾錯誤在全黨佔了統治地位。當立三&ldo;左&rdo;傾錯誤剛剛冒頭之時，周恩來同志就同李立三同志發生了激烈爭論。還特地出國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這一情況。立三&ldo;左&rdo;傾錯誤佔統治地位後，又受到江蘇省委後補委員、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何孟雄等同志的堅決反對。他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先後在中共江蘇省黨代會上，五月全國蘇區代表會上，特別是九月一日中共上海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多次反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批評李立三和中央局誇大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盲目推行城市暴動計劃，拒絕在工會和群眾團體中進行合法鬥爭，取消青年團和工會獨立組織以及對紅軍只強調擴大不重視建設等錯誤。然而，在這一系列的反對聲中就是不見康生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抵制和反對，所能見到的只是他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追隨、擁護和支援。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翟秋白和周恩來受共產國際之託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決議，批評了立三同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誇大估計和組織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錯誤做法，從而基本上結束了立三&ldo;左&rdo;傾錯誤。至此，康生才迅速轉向，並為大會補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

但是，康生投機之心並未收斂，不久又選中王明作為自己跟、捧、靠的目標。

王明，原名陳紹禹。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進中山大學學習。由於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