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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祖想靠簡單的殺戮來摧毀貴族門閥，這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他無故誅殺功臣反而造成人心不穩，迫使很多人叛變，朱友珪弒父篡位也有一定被迫的成分。後面君父要殺臣子，是擔心臣子叛亂；臣子要叛亂，是擔心君父要解決自己，形成了一種惡性迴圈。很多叛臣並不是因為有當皇帝的野心就要弒君，而確實是不叛變就很可能要被做掉。朱溫、朱友珪這一對篡賊父子不僅葬送了自家的一個王朝，更開啟了一種君臣猜忌的模式，將惡劣影響傳承下去，造成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血腥亂世。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當過皇帝的朱友珪歸於《梁家人傳》，而不給他撰本紀，並作了專門說明：&ldo;嗚呼，史家的春秋筆法，最難的就是定奪是非！有人問我：&l;梁太祖以臣弒君，朱友珪以子弒父，都是一樣。而且他們都是弒君後即位，第二年改元，按史家傳統，都應該紀為國君，而朱友珪卻不得列於本紀，為什麼？而且父子都一樣壞，卻奪了兒子的君名，保留了父親的，這符合史家的春秋大義嗎？&r;我這樣回答：&l;後梁的事太典型了！父之惡，不需要透過奪他兒子的君名來彰顯，然而末帝的宏志，不可以不伸張。春秋大義，君弒而賊不討，是臣子的責任。我這樣對待朱友珪，正是為了伸張末帝的討賊之志！&r;&rdo;

梁太祖和朱友珪其實都算是當世名將，以一身硬功從唐末亂世中脫穎而出。但他們弒君篡父，道德極其敗壞，難逃史家的春秋之筆。梁末帝懦弱無能，葬送江山，但好歹做了一點人事，得到了史家的讚揚。

朱友珪沒有獲得任何廟諡，甚至不被承認為皇帝，但他極具代表性和開創意義。他代表了晚唐五代以來嚴重的道德危機，連父子都失去了信任，他因為害怕而以子弒父更開啟了五代十國的弒君模式，中國政治不幸進入了一個可怕的惡性迴圈。這不是因為國力衰退，而是因為道德體系的崩潰，這對一個靠道德而非宗教長久傳承的帝國而言，更加可怕。

最後，我還想向歐陽文忠公補充一個問題：唐高祖和唐太宗父子也是和梁太祖父子差不多的人，您為何不選其中一位從《新唐書》的本紀部分中剔出來呢？

好吧，我承認這個笑話過於冷了一點。

這個太宗沒文化

當年唐太宗為了快速擴充軍力，引進了不少遊牧部族助戰，其中有西突厥的一個分支沙陀部，首領姓朱邪。沙陀部本居於西域準噶爾盆地，唐朝利用它來和吐蕃、回鶻作戰。後來唐勢力在西北方向不斷萎縮，沙陀部頂不住各族圍攻，要求內遷。唐朝也需要收縮戰線，於是將沙陀部一路內遷。唐懿宗鹹通十年（869），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路軍共討桂州龐勛起義，沙陀部酋長朱邪赤心率本部參戰，戰後因功賜名李國昌，拜振武軍節度使、單於大都護，駐雲州（今山西大同），主防東北契丹、奚等部族，建立藩鎮。

但正如前文所說，這種部族首領是不會真正融入國家的。李國昌卒後，其子李克用刺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要求唐廷任命自己為雲州防禦使。唐廷沒有允許，發兵徵討，李克用兵敗逃入韃靼部。但後來黃巢起義，攻入長安，唐廷又不得不召逃犯李克用率沙陀、韃靼軍助戰。李克用率軍攻破長安，因功授河東節度使駐太原，成為北方一霸，與開封的朱溫分庭抗禮。朱溫篡唐稱帝後，唐朝的晉王李克用一直以光復唐朝為號，與後梁鬥爭。同時，位居山西、河北一帶的李克用家族還要面臨北方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家族和強大的契丹帝國壓力。

後梁建立次年，李克用病卒，其子李存勖嗣位。野史稱李克用有十三個兒子，號稱十三太保，都非常厲害，其中最猛的是義子李存孝，大概和李元霸差不多厲害。不過，事實上最善戰的當屬親長子李存勖（三太保），其次是義長子李嗣源（大太保）。李克用臨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