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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程子門下，第一個高足弟子謝上蔡，就照著程門教條做去，每日危階上跑來跑去，練習不動心，以為我不畏死，人慾去盡，天理自然流行，就成為滿腔子是惻隱了。像他們這樣的「去人慾，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惻隱」。試思：惻隱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無，惻隱何有？我身既無，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無妨，見孺子入井，哪裡會有惻隱？

程子的門人，專做「去人慾」的工作，即是專做「去怵惕」的工作。門人中有呂原明者，乘轎渡河墜水，從者溺死，他安坐轎中，漠然不動，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見從者溺死，不生惻隱心。程子這派學說傳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張南軒、其父張魏公，苻離之戰，喪師十數萬，終夜鼾聲如雷，南軒還誇其父心學很精。張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惻隱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攖冠而救之可也。」呂原明的從者、張魏公的兵士，豈非同室之人？他們這種舉動，豈不是顯違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於殘忍。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往往身臨刑場，談笑自苦，是其明證。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發出「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議論。故戴東原曰：宋儒以理殺人。

有人問道：怵惕心不除去，遇著大患臨頭，我只有個畏死之心，怎能幹救國救民的大事呢？我說：這卻不然，在孟子是有辦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義二字，平日專用集義的工夫，見之真，守之篤，一旦身臨大事，義之所在，自然會奮不顧身的做去。所以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平日集義，把這種至大至剛的浩氣養得完完全全的，並不像宋儒去人慾，平日身蹈危階，把那種畏死之念去得乾乾淨淨的。孟子不動心，宋儒亦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從積極的集義得來；宋儒之不動心，從消極的去欲得來，所走途徑，完全相反。

孟子的學說：以我字為出發點，所講的愛親敬兄和怵惕惻隱，內部都藏有一個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處處不脫我字，孟子因為重視我字，才有「民為貴君為輕」的說法，才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說法。程子倡「去人慾」的學說，專作剝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說法。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是孟子業已判決了的定案。韓昌黎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極力稱賞此語。公然推翻孟子定案，豈非孟門叛徒？他們還要自稱承繼孟子道統，真百思不解。

孔門學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利己利人，合為一事。楊子為我，專講利己，墨子兼愛，專講利人。這都是把一個整道理，蒙著半面，只說半面。學術界公例：「學說愈偏則愈新奇，愈受人歡迎。」孟子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孔子死後，未及百年，他講學的地方，全被楊墨奪去，孟子攘臂而起，力闢楊墨，發揮孔子推己及人的學說。在我們看來，楊子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愛，專門利人，墨子價值，似乎在楊子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反把楊子放在墨子之上，認為去儒家為近，於此可見孟子之重視我字。

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極端尊重我字，然楊子同時尊重他人之我。其言曰：「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不許他人拔我一毛，同時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說最精，故孟子認為高出墨子之上。然由楊子之說，只能做到利己而無損於人，與孔門仁字不合。仁從二人，是人與我中間的工作。楊子學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