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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後，特別是由於引發了&ldo;四王二帝&rdo;事件與&ldo;涇師之變&rdo;，他對藩鎮由強硬的武力轉為姑息。據說，德宗在離開京城時，曾打算逃亡成都，說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後對自己能否重回京師感到絕望，對能否消滅叛亂的藩鎮和長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他也許會真的遠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銳氣大傷的狀況，從他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德宗對待藩鎮態度的轉變，使登基以來解決藩鎮問題的大好形勢和良好機遇，也轉瞬即逝。藩鎮割據專橫，遂成積重難返。

矛盾之三：對內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ldo;疏斥&rdo;轉而變為後來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成為制度。

德宗的父親代宗，因為是由宦官擁立，所以對宦官很是優寵，特別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開索賄、大肆搜刮。德宗為皇太子時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決心加以整治。在剛剛即位的當年閏五月，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給節度使李希烈頒賜旌節。此人回京後，德宗得知，李希烈不僅送了他700匹縑、200斤黃茗，還送了他駿馬和奴婢。德宗大怒，將其杖責六十以後又處以流刑。此事傳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還沒有回來的，都悄悄地把禮品扔到山谷之中，沒有收到禮品的就再不敢亂來了。不僅如此，在即位的當月，他還將暗懷異圖的宦官劉忠翼賜死。

德宗即位後，總的情況是&ldo;疏斥宦官&rdo;而親近朝廷官員的。但在遭遇&ldo;涇師之變&rdo;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德宗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是他信賴的禁軍將領在叛軍進城時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衛宮室，而他倉促逃亡時身邊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及其所率的百餘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的忠心可依與朝廷武將的難以依靠給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亂，使德宗還進一步思考，皇帝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近衛親軍，而且這支近衛親軍交付朝廷官員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時候，由宦官掌領也就和自己親領沒有什麼區別了。慢慢地，德宗開始將統領禁軍的事宜交付竇文場和霍仙鳴等人，說明他已經開始改變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態度。興元建於貞元十九年（803）的華嚴寺塔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師剛三個月，就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同時以竇文場和霍仙鳴（一開始為另外一個宦官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神策軍自德宗重返長安以後，駐紮在京師四周和宮苑之內，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加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武裝部隊。貞元二年（786），唐德宗將神策軍左右廂擴建為左、右神策軍，竇文場等宦官仍然擔任監軍，稱為&ldo;監勾當左、右神策軍&rdo;，反映出對宦官的信賴和寵重。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又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這一職務直接由皇帝授任，成為地位高於神策軍大將軍之上的實際統帥。從此，神策軍的統率權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貞元十一年（795）五月，德宗還將宦官任各地藩鎮監軍的辦法固定下來，專門為擔任監軍使的宦官置印，不僅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對宦官態度的轉變，使宦官由刑餘之人而口含天憲，成為德宗以後政治中樞當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後的唐朝皇帝當中，像他的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後來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於宦官之手。史學家往往把宦官專權稱為唐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節儉和禁止各地進獻轉變為喜歡財物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