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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時，她對我說：“你要繼續留下來讀書。”我說我在這兒學習近三年了，我應該到生活中去。丁玲就馬上鼓勵我下去，我一到安徽，就去一個工程隊當教導員。這個工程隊要建一個水庫，我就參加了。我在實際工作中利用業餘時間，寫了一個短篇小說，才幾千字，題目叫《離鄉》。其中寫了一個老頭子的心理活動，寫他為什麼要離開家鄉參加治理淮河，他為什麼在家裡呆不住而硬要到工地去。後來這篇小說在上海的《文藝月報》上發表了。小說發表以後，有好多同志對這篇作品表示讚賞，他們說：“喂，陳登科，寫得不錯啊！你現在有很大進步啊！變化不小呀！”把我捧上了天，捧得我暈頭轉向的。後來，我到北京去看丁玲（我每次上北京都要去她家）。一進門，她就說：“陳登科，你那篇《離鄉》我看了。”聽她這麼一說，我心裡樂滋滋的，暗自想：“大作家一定要表揚我幾句了。”於是就微笑著問她：“您有什麼意見？”她說，“我看了你的《離鄉》很難過，為你難過，也為我難過。為什麼呢？你在文學講習所學習近三年了，應該學到的東西你沒學到，人家丟掉的東西你卻從地上拾起來當做寶貝。”我一聽這話，就像迎頭淋上了一盆冷水，身子涼了半截，尷尬地縮回脖子，頹然坐在椅子上。就在此時，陳明出來解我的圍了，他打岔說：“不談這些了，喝咖啡，喝咖啡！”於是，我就喝起咖啡，咖啡一喝，僵局也就打破了。當氣氛和緩下來的時候，我對丁玲說：“這樣吧，我重寫一遍。”丁玲說：“好啊！就住在我家裡寫。”我就住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寫了一篇《黑姑娘》。寫出來以後，我就像學生交卷子給老師一樣，懷著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給丁玲看。丁玲看過之後說：“這就對了，你又回到你原來的道路上去了。”就是這麼一件事，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丁玲對我如此關懷、愛護、培養、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態和她劃清界線，也跟別人一樣去批判她，這對我來說是一生中的一大汙點。1955年的時候，丁玲成了反黨集團的頭頭，我不知道。當時，省委告訴我，說###通知我到北京開會。我問，“開什麼會呀？”我們的文教書記告訴我：“通知裡沒說開什麼會，聽人說，丁玲要受處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況，不要亂講話，我先給你打個招呼。”我一聽，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麼會出問題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樣去看丁玲，還帶個朋友同往。一進丁玲的家門，丁玲就滿臉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說：“陳登科你來了。”我說：“我是來開會的。”她說：“你們就是開我的會呀。”我說：“開你什麼會呀？”她說：“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們說我反黨。”我一聽急了，氣沖沖地說：“誰說你反黨，你怎麼會反黨呢？”此時，陳明出來打岔：“別談啦，別談啦，來，來，來，吃飯，吃飯。”晚上，我們吃過飯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會議一開始，就宣佈要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當時，把我弄糊塗了。那次，有的人在臺上批評丁玲提倡的“一本書主義”，等等。我在臺下想，怎麼冒出個“一本書主義”？我在文講所學習三年怎麼沒聽說過，丁玲也沒對我講過什麼“一本書主義”。到了1957年，又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到文學講習所（鼓樓東大街103號）去，集中了一個多月，要我們檢討，要我們和丁玲劃清界線。那時候檢討，我和徐光耀都是重點。所謂“檢討”就是上綱上線，把對方和自己，都臭罵一通。我檢討一次，兩次，終於獲得成功啦。為什麼說成功呢？因為把我的檢討公開發表了，一公開發表，我就知道檢討過關了。我的檢討發表以後，我就回到省裡，省裡說，你的檢討我們看了，檢討過就行了，我們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檢討沒被透過，人家不同意發表，回去後他就被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