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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酉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為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蒐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為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為近。&ot;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ot;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渝，但只求其不為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系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徵，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蹤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ot;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ot;。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刺、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ot;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ot;，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ot;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谷，亦愕然罔識&ot;。&ot;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襪馬利兵之日&ot;。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援，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