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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三個假案看，三位被誣陷者都沒有在康生手下工作過。他們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細，又同康生沒有什麼冤讎，更沒有反對過康生的什麼&ldo;指示&rdo;，那為什麼康生非得平白無故地加害於他們呢？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康生想用製造假案的辦法來標榜自己立場鮮明、革命堅定、工作得力，

以便騙取更大的權力。而且在他看來，假案製造得越多越聳人聽聞，越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編造假證，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ldo;英雄&rdo;。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黨的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七、八月，黨中央連續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九月，黨中央又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了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政治路線錯誤，在黨的高階幹部中開始整風。

一向為王明賣力，作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應利用這一機會好好整整自己的&ldo;風&rdo;，以便使自己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徹底同王明決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經高崗許諾，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幹部會議上作了一次與會議內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講自己在莫斯科時就是反對王明路線的，是同王明作鬥爭的，。而王明是一向壓制他，打擊他，排擠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標榜自己是貞節烈女！

為了讓人相信這套謊言，康生又煞費苦心地編造了一個假證，就是他把過去王明贈給他的，一直視作珍寶的，王明那本《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林塞維克化》的小冊子找出來作了批註。在&ldo;兩條路線&rdo;四個字旁邊批道：&ldo;實際是一條路線，即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rdo;。接著，又把&ldo;為中共更加布林塞維克化而鬥爭&rdo;中的&ldo;布&rdo;字改為&ldo;孟&rdo;字，並批道：&ldo;應該改為&l;為中共更加孟爾塞維克化而鬥爭&r;，那就真正名符其實了&rdo;。

康生認為，這個偽造的證明可以作為自己反王明的資本。因此，他一直把這個帶批註的王明的小冊子留在自己身邊，藉以表白自己一貫反對王明，到處招搖撞騙。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釣魚臺組織寫反修文章時，還把這本小冊子擺在自己在釣魚臺的辦公桌上，任人傳閱，任人摘抄。

其實，康生留下的追隨王明的記錄，百倍、千倍於這個批註，而且刊於黨的正式出版物和黨內檔案，就是用斧頭都不能砍掉的物證，還有大批的活的人證哩！康生對此隻字不提，半句不講，卻偏偏拿出自己偽造的一個批註來騙人，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麼呢？

康生這些做法，別說讓那些知情者見了都會嗤之以鼻，就是讓王明見了也會感嘆他為無恥之輩！請看另外一個人的話：&ldo;王明很不滿的講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這個未來的佞臣原屬王明部下。他極力的討好他，討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員&rdo;。&ldo;在那個時候，康生在所有的會議中，總是第一個跳起腳來，熱烈地鼓掌，瘋狂地大聲喊&l;王明萬歲&r;！&rdo;這兩段話是從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官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寫的《延安日記》中摘引下來的。這本日記的作者對

我黨進行了不少歪曲、攻擊和誣衊，但是同我國當時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髮結合起來看，這裡所摘引的兩段話，還是可信的，因為它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順風轉舵、投機鑽營之術的幾個重要手法。由此可見，康生多麼善於觀察最高領導個人之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