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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回國之時，正是康生一味投靠李立三之時。當時握有實權的李立三根本沒有理會共產國際將王明留在中央的意圖，而是直接將他分配到一個基層工廠（即浦東區南洋菸廠）去作黨的支部書記。善於投機鑽營的康生，根本不知道王明回國是奉命而來的，更沒有想到王明後來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和&ldo;神通&rdo;，因而也不把正在基層工作的王明放在眼裡。不僅不放在眼裡，而且還積極支援李立三在一年之內先後給他兩次組織處分。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原因是王明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因參加上海閘北地區的一次秘密集會而被捕後，他為了急於取保出獄，竟把黨的秘密機關直接告訴巡捕。幸而機關及時轉移，未遭損失。為此，待王明被保釋之後，中央政治局以喪失政治警惕，嚴重違犯秘密工作紀律為理由，決定給他警告1 米夫；1926 年曾作為共產國際赴華代表團成員到過上海。1927 年返回莫斯科任中山大學副校長。1928 年原中大校長拉狄克因託派問題消除出黨後，米夫繼任校長。

處分。第二次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原因是王明等四人在中央工作人員討論會上，公開批評了作為立三&ldo;左&rdo;傾錯誤標誌的六月十一日政治決議案，從而觸怒了李立三同志，李當場給他扣上&ldo;右傾&rdo;、&ldo;小團體活動&rdo;的帽子進行壓制。之後不久，又決定給他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

今天看來，這兩次組織處分，第一次是正確的，第二次是錯誤的。說第二次是錯誤的，當然不是說王明據以反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理由是正確的。實際上，王明的主張同立三的主張並無兩樣。早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即對王明進行第二次組織處分之前四個月，王、李兩人曾在《布林什維克黨》雜誌第四十五期上同時發表文章1，各自闡發過自己的觀點。兩文相比，除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不平衡以及&ldo;第三時期&rdo;的認識上有些不同外，在中國革命任務與當前形勢的估計上基本相同。他們都主張攻打大城市，很快奪取武漢；他們都混淆兩個革命階段，把武漢的奪取看作是民主革命的&ldo;徹底完成&rdo;和社會主義革命的&ldo;正式開始&rdo;；他們都認為當時主要危險是右傾。儘管後來他們相互攻擊為&ldo;右傾&rdo;，但實質上他們都是&ldo;左&rdo;

傾。要說區別的話，就是王明比立三更&ldo;左&rdo;。王明之所以反對立三，就是認為立三&ldo;左&rdo;得不夠。可見，王明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根據是完全錯誤的。然而，王明反對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意見是在中央工作人員專門討論六月十一日決議案的會議上發表的。按照組織原則，這應當是允許的。

因而對王明進行組織處分是錯誤的。我們這裡著重提到對王明的兩次組織處分，主要不是為了評斷它的對錯，而是為了說明康生當時確實還沒有把王明看在眼裡，投向王明。其所以如此，當然是由於王明當時在中央還沒有掌握實權的緣故了。

然而，自從一九三〇年十月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再次來華2之後，特別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到共產國際關於糾正立三&ldo;左&rdo;傾錯誤的十月來信之後，王明的處境和地位，卻發生了突變。

首先，王明利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把自己打扮成了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的&ldo;英雄&rdo;。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即《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其主要內容是批評李立三反對共產國際，是路線錯誤；批評六屆三中全會包庇李立三，犯了調和主義錯誤。此信傳到中國，首先落到了米夫手中。米夫在向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