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知己知彼，百戰不殆（27）(第1/4 頁)

上回講到清政府因不重視日本這個對手，結果被對方按住狠狠摩擦，不僅喪失國運，而且加速亡國。

再從陸軍來看，有觀點認為，清朝陸軍儘管據估計在總數上約達百萬，但此數字明顯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戰鬥部隊和實際喪失戰鬥能力的綠營、八旗等不算，清朝實際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大約為三十餘萬。

此外，清廷還曾於光緒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統計的各省防軍、練勇數量，共約36萬人，就算兩者加起來，亦無百萬之數。而在“甲午戰爭”過程中，清廷動員的陸軍人數，據學者廖宗麟估計約為500個營。

按照當時每個營500名士兵的規模來計算，據此可知“甲午戰爭”中，清朝陸軍參戰者約合25萬人左右。

至於清軍實際投入戰場的人數，可能尚不及日軍，因為在“甲午戰爭”前，日本的陸軍就有七個師團，約為七萬人，而開戰後又動員了“預備役”，且總共動員的兵力多達24萬人，另外還有伕役十五萬多人呢！

清朝陸軍在軍人素質、武器裝備等方面與日本陸軍相比，也均處於劣勢。當時，日本陸軍普遍裝備了“線膛槍”和“加特林機關槍”，而清軍中有的部隊還在使用“滑膛槍”中的“鳥銃”、“倭銃”等明朝時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長矛等冷兵器，成為清軍在戰爭中傷亡數倍於日軍的原因，但具體傷亡統計資料存在爭議！

到了清朝後期，以“光緒帝”恩師即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之間的關係日益惡化。李鴻章雖有“宰相”之尊稱，但當時的清政府並不設立“宰相”，因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機構是“軍機處”。

因此，李鴻章空有“宰相”虛名，但也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長期駐地為“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的召見，便不得擅自進京面聖。這就讓“李鴻章”這樣的地方實權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只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臺上一個極具權勢的力量，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掌管著“軍機處”和“翰林院”，故又稱為“帝黨”，實力龐大。“軍機處”諸公對翁同龢極為尊重，“光緒帝”更是“每事必問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

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系而制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藉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一致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一貫主張。

這就直接導致了在“甲午戰爭”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對抗變成了“淮軍”單獨對抗日本全部軍隊的現象。因此，李鴻章對此產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緒也實屬正常。但作為翁同龢的“得意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薰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因此，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

於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新軍”的全部軍隊都送上前線，準備對日寇作戰：“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朝鮮戰場”到“豐島海戰”，“淮軍”和“北洋水師”就勝少負多，因此招來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過一浪的責罵，並斥責在朝鮮的“淮軍統領”葉志超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稱其為“殘丁敗葉”，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清流派”再次指責李鴻章“貪生怕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聽聞有日艦在渤海海域出現時，立即慌了手腳，害怕倭寇大軍在天津登陸直撲北京，威脅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