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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意味形成了與中央分權的地方財政體制。清代與中央分權的地方財政體制的形成，是在19世紀中期社會大動亂時，一些地區的基層社會組織及武裝膨脹，其代表人物進入並控制地方官府以後，其顯著標誌是「厘金」的出現。

鄭振滿指出，清初承襲明朝「一條鞭法」，實行財稅徵收分級定額包幹體制，同時大幅度削減地方公費，使各級地方官府職能趨於萎縮。後來推行的「耗羨歸公」與「養廉銀」制度，原為彌補各級地方官府公費之不足，但此後盛行「就廉攤捐」，使之名存實亡；又由於對地方存留耗羨實行全省統一結算奏銷制度，從而使地方官府失去了財政自主權。[43]

「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從中國建國以來中央與地方財權分配以及當代「諸稅合一」、「費改稅」、「統收統支」，「收入上繳、支出下撥」、「轉移支付」乃至「取消農業稅」的辦法實施過程，反觀清代的「耗羨歸公」，亦使人對國家機器中「中國特色」的財權分配有更深層的認識。

上一世紀50年代初期，是中國所謂「強政府」（strong state）時期。全國財政收支、物資、現金管理全部置於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一五」期間國家預算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27，中央收入佔國家預算收入的80，支出佔國家預算支出的75。時國民經濟百廢待興，政府財政匱乏，中央集中財權，統一規劃，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財力，將資金用在恢復國民經濟的重點專案上，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然在過分集中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缺乏擴大財政收入和發展本地經濟的積極性。對此，毛澤東採取了「放權」措施：收入方面，除少數中央直接管理的企業收入和不便按地區劃分的收入，如鐵道、郵電、外貿、海關等收入外，各種稅收和一切企業收入，全部劃歸所在省、市、自治區管理；支出方面，除少數中央直接辦理的經濟建設支出（包括基本建設撥款）、中央行政和文教支出、國防費、援外支出和債務支出外，各種支出，包括地方基本建設撥款、企業需增流動資金，全部劃歸省、市、自治區管理。並允許省、市、自治區制定稅收辦法，開徵地區性稅收。與財權下放的同時，計劃管理權、基本建設審批權、企業管理權也予以下放。結果，導致了宏觀失控的所謂「大躍進」——地方基建急劇膨脹，重複建設、盲目生產，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比比皆是[44]。財政上值得注意的是：1中央政府財權財力儘管直接間接受到削弱，但因國家財政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從社會汲取財力的總和，並不意味國家財政總收入和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減少，反而是大大增加了。1958年國家財政收入升至佔國民收入的399；59年為473；60年達53。這說明，地方政府的財權一旦擴大，會更為廣泛、深入地幹預轄區經濟，以獲得更大的可自行支配的財力。2不納入國家預算、由地方政府自收自用的預算外資金首次迅速膨脹，1958年至1960年增加了5倍,相當預算收入的比例由1957年的85增至206。

在天災人禍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恢復了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財政方面一是重新收權，一是嚴厲整頓預算外資金，很快收到效果。然1965年國民經濟全面好轉後，毛澤東再次企圖打破蘇聯模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以中央為「虛君」，將以財權為首的經濟實權分散到地方。文革後毛澤東繼續堅持放權，以激發地方積極性。但缺乏有效的中央宏觀調控，地方盲目建設、重複建設的弊病重演，預算外資金也再度膨脹。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實行「放權讓利」，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的政策，其特點是預算收入集權；預算支出分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與之同時，中央對